汉代狮子造型多有冀，常是辟邪、天禄等“飞兽”的骨干或母题，且已理想化。近世中国石狮的造型多呈凝重、庄严、丰硕，却基本上届静态的。主要采取坐姿。它台弃了从  格里芬狮到天禄、辟邪的飞动与昂扬，又避免了商周“兽面”造型的狞厉与凝固，把狮子变得肃穆而可亲(特别是有绣球或小狮子等作为“调剂”)。但是它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种程式乃至公式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千狮一面“。如果就许多豪门大宅、宫殿庙宇门口多有狮子把守而言。又难免黑格尔“东方艺术”追求“量的崇高”的嘲讽。它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融合力，又不免呈现出它的保守与迟滞。撇开它在政治上为专制政体扬威不说，它的雄姿也因为出现频率过高而有所削弱。

　　然而，中国的“狮子艺术”，把“运动感”和“戏剧性”交给了“狮子舞”——舞狮子和耍龙灯被海内外华人以及许多外国人看做最有中国特色、最能体现中国文化阳刚面的民间游戏或杂技艺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狮子和“狮子艺术”之所以被汉唐勇敢接纳的重要原因，就是它们能够张扬那个时代的强盛与雄浑。汉的博大，唐的刚健。都不怕沾染胡风，愿意容纳“非我”(实如鲁迅说，唐人”大有胡气”)。

　　然而，”辟邪”的民俗需求，以及“辟邪”神兽的“中介”也不可忽视。而且，最初的时候，耍狮子与舞龙灯、玩猴戏等等，同样还带着些模仿巫术或“圣物扮演”的意味，企图“再现”兽王威震森林的雄风，使魔怪邪魅有所恐惧。
现在大家都熟悉“狮子舞“，其实它不是中国特有的表演艺术，那也是从西域传进中原的，并且影响到日本。那最初也可能是所谓“图腾扮演”仪式的艺术升华，其初衷当然含有“逐鬼”或“驱邪“之意。而且就类似的艺术与民俗而言，中国不是狮子产地已不重要；而如汤惠生所说。狮子乃至格里芬，在中国像龙、凤、麒麟那样，已成为理想化的圣兽。

　　唐代有一种乐舞。叫《西凉伎》。主要内容是扮演胡人和假狮子，相互问答，说起凉州，于是”西向而泣，作思乡怀土之歌”。自居易乐府诗里的《西凉伎》，描写舞狮子相当细腻，精彩。

　　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

　　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

　　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

　　当时舞狮子有它特殊的目的，但主要仍是与节庆相应，并且借舞狮的矫健勇猛的动作和激昂强烈的音乐来吓退鬼勉邪魔，保留着原初的民俗功能或“宗教目的”。这正如原始  部落战士以狮鬃为饰，旨在炫耀勇武，恐吓敌人。

　　而参照唐段安节《乐府杂录》等，就可以窥见舞狮子的情状与性质。其”龟兹部”条说：

　　戏有《五常狮子》，高大余，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舞)。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舞曲》。

　　既称“太平”就有“祈福”和“消灾”两层意思在内。直到明代，民间“定期驱邪”的驱摊仪式里，还表演唐代《西凉伎》那样的狮子舞。顾景星《蕲州志》说：
二蛮奴持绁盘辟(略指舞绳)，有大狮首尾奋迅而出。奴问狮何来，一人答日“凉州来”。相与西望而泣，作思乡怀土之歌。

　　仍可见其源出西域。顾氏《白茅堂集》里的《乡傩》也描写到春社里的狮子舞：

　　假狮西凉舞，鬈髫骑蛮奴；

　　似闻西凉破，西向悲啼嘘。

　　在殴傩仪式里舞狮，一来是庆祝丰收，“祈年比蜡腊。乡党聊欢呼”；二来自是驱逐邪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