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时期的种种“人面”造型，也许为了纪念英雄、祖先，也许为了模仿神灵，也许只是为了祈求福佑并且辟除邪魅，目前其意义或象征旨向还远未明朗。有的极其随意，也许没有太大的“意义”。

　　宋兆麟《原始雕塑人面考》说它们“主要是祖先神、人格化的自然神、民族部落的英雄人物，以及被杀死的敌人的面具“；因而具有相当的神圣性，陈列它，佩戴它，悬陈它或装饰它，就能取得或张扬它的灵性与威力。

　　他在《中国原始社会史》里说，这是原始“偶像崇拜”的产物，它(鸳鸯池M51人面)或许是神像，或许是巫师手中的法物

　　李水城《从大溪出土石雕人面谈几个问题》认为．它确实可能是一种“护身符性质的形象化灵物”。它出现在一座儿童墓中，我们觉得，就更可能是辟邪护身的“佩饰”，就好像后来的贾宝玉佩戴“通灵宝玉”，一般孩子戴“金锁”项圈、虎面佩饰一样——至于那人面所“属”还难于认定，只是可以肯定，无论是“祖灵”或“人神”造像，抑或猎获的“敌枭”造像，都具有辟除邪恶的功能。

　　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一件陶制人头像，头顶上还有一排小圆孔。林华东《河姆渡文化研究》推想为“插羽”所用，说它“既是随身携带的玩具，同时，它应还具有祈福禳灾的原始宗教意义”。

　　对于这类新石器时代多种多样的“人／兽面”造型，讨论者颇多。袁靖、王仁湘说，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可悬挂”石雕人头像，可能是“当时某位具有超人的智慧和绝对权威的酋长的脸面”；因为像列维一布留尔《原始思维》所说，巫酋一旦被制作为“雕像”，这雕像就会具有“本人”的、乃至“超人”的法力，可供巫术仪式使用。其实，只要是通过巫术或仪式手续特殊制作的面像，都会”使人敬畏”，连鬼都害怕，而不一定限于有地位的人物(当然，巫酋或英雄，不论敌我，其头颅或仿制品更具巫力)。利普斯《事物的起源》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头骨崇拜不限于对祖先的头骨，而且扩展到任何能获得的头骨，无论它是朋友的还是敌人的。”杰出人物如条司或首领，他的头骨或”面目”自然更加珍贵显赫。

　　精神—心理分析专家，认为这是一种有关“灵魂”和心智“魔力”的原型意象。“人面：兽面”无论作为“原型”或艺术造型，其性质都是相通的。“面具的象征作用与原始的动物装扮是一样的，人类个体的表情被隐没了。但代替它的造型，则显示了动物精灵的尊贵和美丽。”(阿·札菲：《视觉艺术中的象征主义》)对于“饕餮”形人／兽面挂饰或纹样，这尤其合适。它们把造型艺术里的怪诞、华美与精灵信仰里的神秘、夸饰有机地融合起来，实现着自己“赐福除害”的幻想职能。哪怕它只是“鬼面”。

　　这样,“面具”或人面造型，作为“传导性”的符码，就具有某种“中介”性质，它能使“人”过渡到“神”，从“平凡”进入“神秘”．而又“提供一系列中间形式，保证从象征到意义、从神奇到正常、从超自然到社会的转变”，从而实现它们的圣俗“双重”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