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覆面”或人面造型虽然神秘，但大抵与活人面形相同。有一种兽面化的青铜“人面“比较特殊，多见于龙山文化及商周二代。特别是其中一组所谓”神人兽面纹”，或说是“前饕餮”，或者说跟饕餮纹属于同一民俗／巫术形态的面饰系统。它们大多数具有人的“臣”形眼，少数为“圈”形眼，突出的两对撩牙，蒜头鼻，高冠，特别是程式化的一对向外扩张的大角，形象狞厉，凶猛，丑恶。无可怀疑，它能够镇恶辟邪，其中又不乏可装置于器物者。湖北钟样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神面，尖耳戴  环，且有撩牙。

　　这类“礼仪用”的宗教性头像延续时间一直从龙山文化到西周，前后长达一千余年，地域分布及于江、河两大流域，可见其传统之绵巨悠长。其用途自是宗教与礼仪的，应首先与纳福驱邪相关。其功能与“摊面”、“吞口”一致。

　　杨厚莹《殷墟发掘》报导说，安阳西北岗出土的一面“铜面具”，上部有一“柄”，可能是提着或握着使用的。如果不是观察有误，那就是巫师手持的一种巫术法具——让它们在仪式内外发挥威力。三星堆“人面”许多是中空的，似乎可以套在木杆上陈列，或作为仪杖“游行”；浚县辛村出土的“人面铜管饰”，虽然实用的可能较大，但也许还有别的作用(例如避邪)。

　　如上所说，这些“面形”可能从巫术法具变成“巫具神”，从祭物化为“祭物神”，从而“受到如同对神或魔鬼一样的崇拜”(阿·礼非)，就好像近世的萨满面具、巫傩面具一样是“不可侵犯”的，时时受到尊敬和膜拜，却不能随便亵玩，不能任意动用，乃至不能动手触摸。据说，有人为了“玩玩”，随手套上一件傩仪面具，却再也不能揭下，只好连同“傩面”一起活埋。

　　人面、人面具的“兽面化”，也许是为了使人和人的形象取得恶兽猛禽的勇气和灵性——人面、人头上装饰鸟羽、撩牙乃至兽爪等等，目的也在此。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指出，“互渗”(当然包括人／兽的“互渗”)是“通过转移、接触、远距离作用、传染、亵渎、占据”等行为的“传授”，以使它们的”能力”与“灵性”相互转换，相互渗透。       

　　这样，“某些人每次披上动物(如虎、狼、熊等)的皮时就要变成这个动物”，这种人比“只是人的人或者只是老虎的老虎”更可怕，更神秘。回乔尔人头上插起鹰羽来，便“相信他能够借助这些羽毛来使自己附上这种鸟的敏锐的视力、强健和机灵。迫使他这样行动的又是那个作为集体表象之基础的互渗”。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也指出，装饰猛兽的爪、牙等，就可以获得猛兽的勇力。

　　我们在某些土著的祖灵头骨上还看到镶嵌上去的可怖的撩牙(有人用以解释《山海经》“凿齿人”郭注所说“齿长如凿”，其实凿齿首先是“拔牙”)，那当然也自在威慑恶物。如果加以图绘。并且充分程式化、风格化，岂不很像上述所谓“人／兽面

　　中国党项族有个柱础人像，也有撩牙露出嘴角，亦如“人面饕餮”般浓眉巨目。它是建筑部件，与前举用于宫室的人神面像都极可能具有“镇魇”和“攘逐”功能，可与马雅神面比照。

　　我们注意到，许多“人面牌饰”业已兽面化，有些几乎纯粹是“兽面”，与“饕餮纹”没有多少区别。这一来是为了使它更加狰狞可怕，二来是吸取某些猛兽酌伟力或灵性，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镇恶和驱邪。

　　“人／兽面”造型或装饰，与“饕餮”来源问题也是紧密相联的。上一世纪30年代，芬诺沙(Fen[[osa)提出，中国青铜造型艺术是太平详文化的有机组成，“兽面纹”与“人面纹“是一致的，所谓“饕餮纹”系以“人面”为中心，与美洲、太平洋诸岛的土著艺术属于同一性质。

　　我们觉得“兽面＝人面”结合过程，是一种互动或并进的行为。商周饕餮以“兽面”居多，“人面”极少，似乎是“兽面”容纳并“吸收”人面。但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不少“辟邪”人面。良渚文化以女神为主干。胸部以下构成“兽面”．人兽一体化。很难遽断孰前孰后。美洲的黄金“人／兽面”为此提供了一种参照。

　　这类“人／兽面”的程式化图案，或所谓铸鼎象物的“饕餮纹”，主要目的就在于明辩神奸，辟除邪恶。谭旦同《饕餮纹的构成》说，原始性的动物图像都有神鬼般的“巫术力量”．礼器上的饕餮纹同样寓有人们祈求“福佑和祓除不祥的双重愿望”；至少会保护器具“所盛的物质，不使魑魅罔两来侵袭”。质言之，就是“避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