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西藏》，一部西方人的“西藏发现史“。瑞士学者米歇尔·泰勒断言:“发现西藏”乃西方世界一个久远的梦幻——《失去的地平线》:詹姆斯·希尔顿对中国藏区的又一个梦幻，一部以文学文本形式出现的藏区精神之旅——西方探险家与传教士:詹姆斯·希尔顿小说素材的另一个源头——大卫·妮尔，一个曾从云南进入西藏的女传教士——洛克与詹姆斯，希尔顿:不存在的渊源。

　　我们已经看到，詹姆斯·希尔顿的香格里拉之梦并非从天而降。细细追究，我们的探访将穿越近代世界历史的血雨腥风，一直追寻到遥远的中世纪。由西方人主演的一部经久不衰的所谓 “西藏探险史”的活剧，早在十三世纪时就拉开了序幕。按照詹姆斯·希尔顿在 《失去的地平线》中的交代，香格里拉就在藏区。对香格里拉的探访，自然也包含在对西藏的历史探访之中。而历史上西方对包括香格里拉在内的整个中国藏区的探险、考察甚至侵扰，迄今至少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

　　也就是说，詹姆斯·希尔顿决不是第一个“吃螃蟹”者，决不是西方世界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藏区感兴趣的第一个人。在他之前，西方早就开始了对中国西藏长达几个世纪的幻梦，并在各个不同时期，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对西藏的探险或说考察。在那些探险或说考察中，一批又一批西方人不仅在西藏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还依据他们的探险与考察写下了大量有关西藏的著作。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希尔顿，不可能没有读到过那些著作，即便没有读过全部的话，至少也涉及过它们中的一部分。

　　事情还得从西方对东方世界的神奇梦想说起。

　　对于遥远的东方，西方一直怀有一种奇特的梦想。将那种梦想完全归之为西方对东方事实上存有的殖民主义意图，虽说无可厚非，但很可能并不完全公平。其实，人们对遥远得如在天边的所谓另一半世界，大多存有某种好奇，而好奇正是产生梦想的根源。在西方人心里，东方正像从东方升起的太阳一样，充满了一种轰轰烈烈的、显赫万端的景象。他们向往东方并急于了解东方的这种渴念，或许也像东方人包括中国人把西方、西天视为神明圣洁的天堂一样，完全出自某种人类共有的想象。

　　甚至，在一个真正的西方人心里，事实上是东方首先“闯人”了西方，而不是西方首先发现了东方。

　　作为东方甚至全球最高点的西藏乃至整个中国藏区，大都处于偏僻的山区，历来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就像那里一年到头都弥漫着的云雾。大约从中国的元代开始，西方开始不断地派遣使节和探险家进入西藏。

　　瑞士学者米歇尔·泰勒著有一部《发现西藏》，如果世界上真有一部 “西藏探险史”的话，《发现西藏》就是一个不错的文本，仅该书末尾附录的参考资料，就达100部，而这还远远不是西方有关西藏的著作书目的全部。按照米歇尔·泰勒的记载，完全可以列出一张西方人进入中国藏区的时间表。

　　当巴黎圣母院还没有在巴黎旧城斯德岛建立起来的时候，有些距欧洲好象比他们今天距月球还要遥远的有关中亚的故事，便己流传到了他们那里。早在1145年，在由叙利亚加巴拉的主教致教皇欧仁三世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到了一个叫做约翰的国王：“他生活在东方最为偏僻遥远的地方”，取得了战胜不信基督教的波斯人和米迪亚人的伟大胜利。按照当时的传说，那位国王竟是一个基督徒，更有人说他是一位长老。米歇尔·泰勒写道:“正如大部分这类广为传播，又不知出自何处的传闻一样，约翰长老的故事是一件半真半假和纯粹臆想事件的混合物。它反映了十字军时代欧洲的希望与憧憬，及对武功的迷信、对遥远地区的十字军大征服以及对东方之显赫景象的梦想。它同时也是在亚洲腹地发生的某些变化的含混不清的反响。在从中国内地延伸到里海之间的大草原上，许多游牧部族在那里形成、发展和相互争斗，最强大者征服了最弱小者。他们的酋长之一割据了贝加尔湖以南的一片领土，这就是由其子成吉思汗开拓扩张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领地。”

　　米歇尔·泰勒指出，不管那些传说故事真与否，约翰长老的故事在西方变得非常受欢迎。在中世纪的欧洲人心目中，亚洲是“一片遥远而神秘的未知之地”。当时，整个欧洲的舆地学家权威，都讲到了东方的神话人物和奇特事件，从而促使西方维持了一种对东方的强烈兴趣。阿拉伯大旅行家苏莱曼、马苏第和伊德·里奇的旅行故事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兴趣，这些旅行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一直渗透进欧洲，但有时又遭到了严重歪曲。有关东方财富的许多故事在欧洲的大王公那里受到了献媚般的欢迎，有关一个比撒拉逊人更靠近东方的基督教政权的传闻，使那些被征募进十字军中的士兵感到欢欣鼓舞。

　　米歇尔·泰勒写道:“发现东方 (更具体地说是发现吐蕃)首先归功于一种狂热的梦想。因为一种异国趣味的虚假形象和吸引力往往是地理大发现的缘起。正是到了后来，当这种具有异国情调的超现实思想彻底渗透进了欧洲共同的想象力之中时，欧洲便出发去寻找新的和非常真实的地区。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海市蜃楼般的思想是怎样特别与地球上最难以居住的部分之一 (半沙漠的西藏及其被狂风席卷的高原)相联系、以及它是怎样在继续促进西方人观察研究西域方式的同时抵御严峻的现实的。”

　　在那之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领的元蒙骑兵在驰骋于几乎整个欧洲之后，占领了匈牙利平原。“1241年圣诞节的那一天，他们渡过了多瑙河。接着，又如同来时那样突然再次渡河，并消逝于东方了。诸汗中之汗窝阔台，刚刚在距那里数千公里的地方晏驾。因此，其军队仓促地回师蒙古，以推选一位新首领。欧洲可以松一口气了，但令人不安的情绪很快又重新出现。蒙古人会不会很快又卷土重来呢?两年过去了，人侵并未出现。后来在1244年由教皇英诺森四世 (Innocent IN)召集的里昂公会议上，决定向蒙古遣使，携带鼓动新可汗 (不管他是谁)选择基督教的国书。这些书信仅为教皇的借口，其真正的目的是搜集有关鞑靼人及其势力、意向和战略计划的情报。”可见，西方对东方的探察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功利性目的，甚至是一种野心。

　　担任这次出使角色的两个西方人，一个是葡萄牙的劳伦特修士，他被派往驻牧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帐幕;另一个人是圣·圣地方济各本人的弟子、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柏朗嘉宾修士由波希米亚的修士埃狄纳陪同于1245年复活节登程上路，两人在布雷斯劳与第三名修士、全拼蒙古话的波兰人木骂会合;1246年4月初，他们到达控制西蒙古势力的拔都幕帐，又于4月8日出发，开始了一次骑马穿越亚洲的长途旅行，经过100多天的时间，穿过了500多公里路程，于同年7月22日到达了目的地，并朝见了刚刚选出的蒙古新可汗贵由汗。然而，当以为两个外国人是来向他们的皇帝发效忠誓言的蒙古人，弄清了来人是要劝说他们服从西方的上帝和教皇时，蒙古人对他们这种严重的失礼行为，采取的只是完全不予理睬。于是，柏朗嘉宾修士和波兰人木笃得以有了充分的自由，以完成他们的间谍使命。他们沿途考察的结果，就是柏朗嘉宾修士所写的《蒙古史》一书。这是由一名西方人写的有关西域民族的第一本书，其中特别包括了有关吐蕃居民的最早资料。不过，米歇尔·泰勒指出，由于 “在蒙古人对于虚构故事的习性爱好、翻译 (波兰人木笃)的错误和柏朗嘉宾的轻信之间，为想象力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它留下的史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都被大大地打了折扣。

　　柏朗嘉宾修士的出使，从外交上看不过是一次彻底的失败。由柏朗嘉宾带回西方的蒙古可汗贵由汗回复教皇的信件，反过来希望基督教附庸们应该服从他们的蒙古王爷。1247年冬天，贵由汗驾崩。法国路易九世圣·路易国王决定于1252-1254年间派遣一个新的使团出使蒙古。他们最后选定的是一个叫鲁布鲁克的30多岁的方济各会士。他的蒙古旅行记是前所未有的最佳著作之一。尽管鲁布鲁克同样没能深入吐蕃境内，却在蒙古会见了大批来自吐蕃的喇嘛，并在其著作中首次向西方人提供了喇嘛教的基本思想，指出喇嘛教徒信仰灵魂转世和“各种神灵”的存在，认为杀生甚至杀死一个小昆虫都是不可饶恕的罪孽。1254年8月初，鲁布鲁克应邀拜谒蒙哥汗。可汗交给他一封信，请他转交给路易国王，信中再次重申了他将统治全世界的抱负，同时暗示道，如果西方的附庸们愿意尊重蒙古帝国的边界，那么，在长时间内，他们就不必害怕蒙古人的人侵了。得知蒙古人不存在对西方发动一次新进攻的消息后，欧洲自此便消除了对挞靶人的恐惧，也就从此不再向蒙古派遣使者。与此同时，商人和传教士开始了从西向东的第二次旅行高潮。

　　鲁布鲁克返回法国五、六年后，有两召威尼斯商人尼柯罗·波罗和马菲奥·波罗兄弟携带商品赴东方旅行，他们是最早向欧洲揭示东方的富庶及其高度文明的西方人。他们住在1259年蒙哥汗景驾后登基的忽必烈汗的宫中，返回意大利时，曾带回忽必烈致教皇莱芒四世的敕书。在那封信中，忽必烈宣布他希望与基督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并邀请100多名基督教士前往东方的中国。波罗兄弟在徒劳地等待教皇的答复而渺无音信之后，于1271年再度出发前往亚洲。他们的这次中国之行，由尼柯罗·波罗17岁的儿子马可·波罗陪同。他们在中国居住了近20年。其间，马可·波罗学会了汉语并作为忽必烈本人的使者在山西、陕西和四川等地旅行，甚至一直深人到了缅甸与印度。就在四川的山区里，马可·波罗遇到了一些吐蕃人，并使他得以形成了有关吐蕃文明的某种思想。在距成都仅五天路程的地方，马可·波罗到达了“吐蕃州”。马可·波罗后来写道:“吐蕃州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中有8个小王国”。吐蕃那时虽然归附于忽必烈，但该地区仍由萨迎派最高喇嘛治理，其权力也仅在吐蕃中部的宽阔谷地得到承认，其他地方则由互相对立的小头人维持着一种无政府状态。马可·波罗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吐蕃人的奇特而又别致的风俗习惯，其中包括吐蕃人的穿着，他所看到的金片、珊瑚和桂皮，以及当时吐蕃的两性问题，甚至还涉及到巫术对他的诱惑力。

　　继马可·波罗于1325年返回威尼斯的一两代人之后，西方人们越来越多地前往东方旅行。欧洲大陆的那些出类拔萃的人，商人和传教士们沿着丝绸之路绕过大海一批又一批地走向东方。由于前往东方的人的数量之大，以至于在1340年左右，一名叫做帕戈蒂的意大利人发表了一部专供西方赴东方的旅行使用的指南，其中有这样的忠告:走什么样的道路、穿什么样的衣服、最好是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在哪里找到导游和应该付多少钱等等，一应俱全。在那些赴东方的传教士中，一位名叫鄂多立克的方济各会士，曾于1322-1323年到达中国。他后来写成的著作中，曾记录了一段与西藏的天葬情况非常相似的葬礼，以至后来的人们认为，鄂多立克是第一个到达拉萨的西方旅行家。鄂多立克于1330年春回到了意大利。

　　300年后，西方出版了一部名为《约翰·德·曼德维尔的著作》的书，它于1635年以法文写成，尔后立即译成了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西班牙文和荷兰文，并很快就成了欧洲中世纪最畅销的书籍之一，甚至比马可·波罗的书更受欢迎。它同时也是用通俗语言写成的最早的有关东方的散文著作之一。该书作者自称约翰·德·曼德维尔，声称该书是前往圣地朝圣或朝山进香者的最好的导游书，其中的记述都以他本人的亲身体验为基础，手稿

　　曾经教皇本人审阅，教皇也宣布说 “其中所载的一切内容都是正确的”。但是，米歇尔·泰勒指出，那本书其实只是一部仿效或借鉴之作。其中不仅有鄂多立克的文字，还抄袭了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的文字。

　　从那以后，由于元帝国的崩溃，同时也由于伊斯兰信仰如同巨大的浪潮席卷并淹没了整个西域，从欧洲通往东方的丝绸之路被截断了。陆路断绝，至14世纪中叶，已经没有商人和传教士能够依靠欧洲人熟知的陆上丝绸之路前往中国，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到达西藏了。

　　到了16世纪，随着海路的开通，西方的一些传教士开始搭乘海船，在绕过西藏并穿越帕米尔之后，成功地到达万里长城北端。他们的惊异当然是巨大的，因为他们所到达的中国，竟与中世纪时西方旅行家所说的“契丹”是同一个国家。

　　1667年，奥地利耶稣会会士白乃心和比利时传教士吴士锋到达过西藏，前者在中国住了3年，曾充任过中国皇帝的“数学 (天文学)顾问”。他在北京结识了吴士锋，并决定一起经陆路返回印度，中途曾在拉萨停留了两个月。白乃心在那里进行天文观察，绘制了布达拉宫的草图和达赖喇嘛身穿藏装的画像。如此，白乃心可以算是向西方讲述拉萨和达赖喇嘛的第一个白人。他们的旅行经历被记载在一本叫《图解中国》的书中，这是在西方出版的第一本用拉丁文刊行的有关中国的书。白乃心等人对西藏的记述再次引起西方对西藏的强烈兴趣，从而将从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派遣传教士进入西藏的问题再一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1706年秋，法国传教士德·图尔斯被任命为拉萨嘉布遣会传教区负责人，他离开印度前往西藏，并获准在拉萨居住。

　　大约到了18世纪，有两批英国人从不丹攀上了喜马拉雅山，并穿过了西藏的南部高原，到达了札什伦布寺。这些人并非该世纪进人西藏的第一批世俗的外国人。紧跟着，是近代西方传教士对在西藏推行基督教的梦想，甚至是武装人员对西藏这块神奇禁地的一次又一次入侵。l904年由荣赫鹏率领的远征军，公然以武力人侵拉萨，对西藏乃至整个中国当权者的刺激想必是非常深刻的。然而，这时的“中央帝国”政府早已没有了成吉思汗、忽必烈时代的英武，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王朝政府完全无力对边地加以保护，他们惟一能做的，是将大门紧闭。历史证明，当时的北京和拉萨对外来者的惟一对策，只能是这样一道禁令:严禁西方人进入西藏。

　　总之，按照米歇尔，泰勒的观点，“如果没有西方旅行家，那就绝不会有西藏的神话。

　　西藏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外，还是一种思想造物。”所有那些企图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在开始他们进入那片极地的尝试时，都 “希望别人理解到神话的长期存在，以及西方人顽固地断言让他们走上这些不安全道路的态度，既不是无知者的好奇，又不仅是对冒险的爱好，而是一次次紧急使命所需要的”。泰勒指出，在 《发现西藏》这本书中所提到的任何一位作家，“都不是真正的流浪者，任何人都不是无目的地游荡，任何人也不是真正的游民。如果说西藏人和西方旅行家之间还有诸多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则是最明显的一种。”

　　米歇尔·泰勒在 《发现西藏》一书的结尾说过的如下几段话，对我们探究和理解一个又一个西方旅行家所留下的有关西藏的著作，包括没有到过西藏的詹姆斯·希尔顿的长篇小说 《失去的地平线》在内，何以会在这个世界不断地出现，或许是大有启发的:——“西方人追求一种梦想，他们在这一方面与游牧民族相对立，游牧民却从不梦想 (此话差矣——笔者注)。西方人是梦想家，但他们不会对其梦感到满意;他们必须对梦想做出反应，使之变成某种能摸得着的东西，也就是说往往使之变成恶梦。他们必须归化信徒、签订条约、搜集标本、验证理论、深入理解奥义，尤其是必须著书立说。对于旅行家来说，游记不仅是以文字记述他参观过的地点、看到的人与事物的方式，而且也是叙述其梦想及梦想中偶发事件的方式。游记在西方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很小的文学体裁，但它在想象方面，决不会如同抒情诗和小说那样内容丰富，它在西方采纳的世界形象体系方面讲很多。”

　　“西藏激发产生了许多梦想，但这是为了拒绝实现它们。任何一种梦都不会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扎根。这就是为什么极地西藏的诱惑力一直延续到对它的发现和考察为止，这也是为什么本书叙述的历史，从安德拉德到高文达的故事，都似乎是根据同一模式构成的，从想象故事过渡到客观现实，然后又重新回到想象。”

　　“人员是一批接一批地出现。经过一次旅行之后，肯定还会有另一次旅行。于其人员和冒险故事之外，便是一片神奇的高原矗立着，挡住了比高山更难攀登的视线，这就是向往中的、幻想中的、希望和幻觉中的高山。西藏延伸得比这一切更为遥远。”

　　如此看来，随着西方人士几个世纪以来的频频进入西藏，并在归去之后屡有描写西藏之行的书籍出版，一个普通的西方人士对西藏的了解，完全可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更不要说那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准、渴望了解世界的知识阶层了。一个中国内地的一般人士对西藏的了解，很可能还不如一个曾经阅读过那些书籍的西方人士，更不用说那些曾经亲自到过西藏的人了。他们一直怀有对西藏、对喜马拉雅山的种种梦想，这种梦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西方人士到西藏探秘，而探秘本身，无疑是另一次梦想的开始。

　　这样，断言詹姆斯·希尔顿的《失去的地平线》恰好是这位英国作家对西藏的一个梦想，就不是毫无根据的了。在詹姆斯·希尔顿之前，有过传教士对西藏的梦，他们要为上帝赢得西藏;有过商人对西藏的梦，他们的全部梦想，是要打通从西方到东方的商道，他们看见的，只是东方特别是西藏丰饶的物产，从硼沙、羊毛直到黄金;有过纯个人的西藏之梦，他们看到的，是西藏的神奇、险峻与奇异的风俗，那是他们写作的绝好素材;有过怀着科学目的进行考察的梦，他们渴望的，是以自己的肉身去攀登隐藏在那片世界屋脊上的科学巅峰;当然，在所有那些梦中，还有一种最为狂妄也最不能被我们容忍的梦，那就是对包括西藏在内的帝国主义的梦想。

　　与西方对西藏的所有梦想不同，詹姆斯·希尔顿以一部文学性的长篇小说完成了他对西藏的梦想。那是一个美丽的梦，它似乎是西方所有有关西藏的梦的混合，又不同于此前有过的关于西藏的任何一个梦。是他阅读了或者是听说了在他之前的许多西方旅行者、探险者在他们的书中营造的那些梦之后，出现的又一个有关西藏的梦。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一个颇有才能并怀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西方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这个有关西藏的梦，并不是其他西方人对西藏的那些梦的简单重复，更不是原样照抄。他的有关西藏的梦，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崭新的、极富想象力的创造。尽管詹姆斯·希尔顿最终很难逃脱西方人对东方特别是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固有的以自我为中心、居高临下、鄙视等等观念，但在很大程度上，詹姆斯·希尔顿摈弃了他的前人在他们的考察和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某种十分明显的功利目的，以及某种无论如何也无法加以掩饰的征服、占有欲;他极力站在一个新的角度，对藏区作出了崭新的阐释。这种阐释和创造，更富于理性色彩，也更具有浪漫意味;公平地说，它的基本立足点，不是要征服西藏，而是要让人们看到，在那个遥远的国度，有一个值得西方人效仿的美丽、和平与宁静之地。

　　这样一种创造，如果没有在他之前的旅行家、探险家甚至传教士所留下的对西藏的大量考察和著作，是难以设想也难以实现的。

　　在任何时候，生活都永远比艺术更丰富。事实上，早在詹姆斯·希尔顿的《失去的地平线》问世之前，甚至就在与他的小说问世的同时，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中涉及的一些情节，已经在现实生活中频频发生。

　　比如，詹姆斯·希尔顿在 《失去的地平线》中写到，香格里拉的最高喇嘛是一个皈依佛门的外国人，而香格里拉寺庙中除他以外。甚至还有许多这样来自国外的“洋喇嘛”。事实上，这一情节并不是詹姆斯·希尔顿的凭空想象。就在米歇尔·泰勒的《发现西藏》一书中，就提到过好几位。就连英国，也有一个出身于富裕之家、名叫安妮·泰勒(Annie Taylor)的女传教士，在1848年秋天她年届40岁的时候，远赴中国沿海地区，先是参加了一个传教区的工作。就在那里，她听说了有关塔尔寺、西藏人的种种议论。那些议论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她迫不及待地要前往西藏，并声称要 “为上帝赢得西藏”。就在安妮·泰勒即将成行前往西藏时，她因病返回了欧洲，一年后又再次回到东方。这一次她选择了从金进入西藏的路线，并在那里结识了一个藏族青年朋措，然后结伴去到了甘肃，并在西藏北部生活了将近一年时间。1892年9月2日，他们开始向西藏进发。其间，安妮·泰勒和她的同行者历经了千难万险，几次险些丧命，在终于到达了离拉萨很近的地方时，她和她的藏族朋友们被阻止了，只允许她们经由打箭炉即康定返回中国内地。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当安妮·泰勒和她的藏族朋友朋措到达能遥望到打箭炉的地方时，他们看到的是一片葱绿。她在她的最后一则日记中写道:“醋栗树!正在鲜花绽开的野杏树!田地中生长的小麦!青青的草……蚂蝗”。康藏地区显然比藏区深处要好得多的自然环境和一种普遍的和谐，让安妮·泰勒心醉神迷。

　　安妮·泰勒的经历在英国激起过强烈的反响，直到她返回英国一年之后，一批年轻的英国传教士还在她的率领下发誓要 “为西藏而生死”。直到1903年12月13日，安妮·泰勒还在西藏的亚东开着一个小商店。其时，离詹姆斯·希尔顿写作 《失去的地平线》一书，仅30年。安妮·泰勒的故事让我们隐约看到了《失去的地平线》中那位大传教士罗波达·布琳克洛小姐的影子，而安妮·泰勒说的那句要 “为上帝赢得西藏”的口号，更让我们想起 《失去的地平线》中罗波达·布琳克洛小姐所声称的，“我是上帝派来的，我要留下来”的那句名言。

　　至于一些西方人在进人中国甚至西藏后，由于耳闻目睹而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与感化，干脆皈依佛教的故事，简直就举不胜举了。

　　一位名叫阿纳加里卡·高文达的德国人，于1920年左右到达锡兰并在受戒后成为佛教僧侣。事后不久，他在喜马拉雅地区旅游，发现了喇嘛教并加入了红帽派(噶举巴)教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曾赴拉达克和西藏西部各圣址朝圣进香。

　　另外一名饭依佛门的外国人，是来自意大利的马可·帕利斯。他于1936年在锡金登山，遇到过曾是大卫·妮尔之师的那名修道喇嘛。喇嘛问他，“您为什么要坚持攀登这些雪山呢”?帕利斯回答说，他更为喜欢荒凉的环境，“以便能够在那里得到安宁”。喇嘛对他说，“这不是寻找安逸的最好方式。人们应该在静心修持中得到安宁。世人一旦得到安宁，所在的地方就无关紧要了”。这位喇嘛的看法，几乎就是詹姆斯·希尔顿在其小说中表达的最基本的看法。

　　如果以上例子还不足以说明西方人士对詹姆斯·希尔顿的影响的话，那么，同样属于欧洲的法国女东方学家大卫，妮尔的经历，则简直就是詹姆斯·希尔顿小说情节的生活原本。

　　大卫·妮尔 (1868~1969)，一位神话般的传奇女子。1886年，大卫·妮尔刚刚18岁离开少女修道院，在比利时王宫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她自幼酷爱音乐和舞蹈，1888年，为了能赴远东探险，她前往英国伦敦，在那里她遇到了进化论的代表人物的夫人，并被介绍参加了伦敦的“最高神智学会”，从此开始接触藏传佛教的经典，在梵文学、神秘学、遗传学等学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然而，大卫，妮尔并不满足于佛教是一种文化知识的一般认识，她坚定地认为佛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并希望亲自体验她所读到的以及从西藏的云游学者与喇嘛们口中获知的一切。大卫·妮尔于1893年首次到达中印边境，初次尝试了对西藏的探险。

　　1904年，大卫·妮尔宣布自己饭依佛门，声称“佛陀成了我心中的导师，我将通过佛陀来认识世界”。那是在1904年于罗马召开的意大利妇女大会上，大卫·妮尔宣布自己从此将信仰比西方的耶稣、基督优秀的佛教哲学。1910年8月，大卫·妮尔开始了她的东方之旅，并于1911年到达东方，希望在年岁过大而无法旅行之前访问西藏的佛教圣地。随后不久，大卫·妮尔写成了《佛陀的宗教和佛教的现代化》一书。1912年，作为一个西方人，大卫·妮尔搜集出版了《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那很可能是西方人士关于著名的藏族巨型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第一部著作。

　　1912年4月5日，大卫·妮尔在噶伦堡受到了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见，那也是历代达赖喇嘛第一次会见一个西方女子。1912年5月，她在锡金西部的一个离西藏边境仅数公里的很高的山谷中遇到了西藏拉钦小寺的一个喇嘛庸登，从此认庸登作她的弟子，此后三年中她一直在他的主持下学习佛法，学会了自我进行思想或身体控制的技术，比如仅仅通过自我暗示而使身体变热的技术。这些技术便她无法摆脱越过边境进人西藏的诱惑。 

　　1916年，大卫·妮尔开始进入西藏，她成功地到达了日喀则，并在札什伦布寺住了8个星期，并在日喀则受到班禅的接见。大卫·妮尔从此与班禅堪布厅特别是与班禅的母亲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1918年，大卫·妮尔到达了青海的塔尔寺，除了几次进入蒙古和青海湖以南的地区外，她在那里一直住到1921年2月，学习藏文经卷，并与其义子庸登准备从事新的探险。她游历了青海和甘南藏区的佛寺，潜心研究藏传佛教。

　　大卫·妮尔和庸登一起，用了两年多时间对西藏东部和中国的中原地区作了考察。值得注意的是，1921年，大卫·妮尔头一次试图从康定藏区进人西藏，中途受阻返回羌塘。

　　1921年至1923年，大卫·妮尔在庸登的陪同下，再一次从云南藏区前往西藏。

　　1921年6月，大卫·妮尔在她的义子庸登喇嘛的陪同下，一起穿越了云南高原澜沧江流域的群山峻岭，并从那里继续前行直到进入拉萨。

　　1924年2月末，己经56岁的大卫·妮尔写信告诉她丈夫时说:“我要立即告诉你说，我的这次散步式旅行己经获得了彻底成功……这次旅行甚至可以被一名很年轻和身强力壮的人视为是非常勇敢的壮举，而由像我这样年龄的女子来完成，这完全可以被视为一场疯狂，但我却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一年之后，大卫·妮尔乘船返回法国，并相继于1927年在巴黎出版《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之行》，于1929年在巴黎出版了她的另一本著作 《西藏的巫术与奥义师》。随后又陆续出版了《贵族—— 土匪地区》，组成了她人藏的三部曲。1933年至19引年，大卫·妮尔一直潜心于有关中国藏区的著述。

　　大卫·妮尔有关藏学的研究成果，多是在1932年前完成的。在当时的欧洲，她被当作“女英雄”，掀起过一股“大卫·妮尔热”。比利时国家地理学会、法国地理学会、世界妇女体育学会都向她颁奖授勋。她于1928年获得法国荣誉勋章，随后被各国争相邀请去作报告、讲演、著书撰文。特别是在1926年6月，她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法文版问世后不久，又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后又相继被译成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和捷克文，名噪一时，对西方当时的藏学研究，对当时没有到过西藏的欧洲人，都产生了甚为重大的影响。

　　按照米歇尔·泰勒的说法，那是 “一本具有一种中世纪故事的特征”，“平铺直叙似散文”的书，它“风趣地介绍了一些奇特的或神奇的事件。在大卫·妮尔笔下的西藏，似乎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发生的”。米歇尔·泰勒甚至指出，当20世纪初曾经率领英国军队入侵西藏的大卫·麦克唐纳和作为英国出西姆拉会议的代表麦克马洪的西藏问题专家贝尔“持续地对一个颇难进人的地区大量泼洒笔墨时，一个更为冒险的女探险家却在不负有任何官方使命的情况下发现了藏传佛教的最高顿悟之道”。那个“更为冒险的女探险家”正是法国女人大卫·妮尔。

　　关于大卫·妮尔从云南进人西藏的那次旅行，至今仍很少有人论及。然而，由于当时云南的澜沧江流域即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洲一带还属很少有人到达，更谈不上有多少研究的地区，大卫，妮尔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之行》作为当时她的旅行记录，就成了研究这一带的一份甚为珍贵并极有价值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那本书中，大卫·妮尔记录了她进人云南藏区不久，在经过了“竹卡山口”后的一段奇异经历。她声称她在一条大河的对岸发现了一种“似乎已被耕耘”，却 “因其方式独特，使之具有一种王府花园而不是普通耕地的外貌”;甚至，她还在那里“遥望到这条河流的一个急转弯及对面一座建筑在山坡上的村庄。在那里，有几间孤零零的房屋位于紧靠我们的路旁”。她指出，“这一神奇的建筑群沐浴在淡淡的金色光芒中。那里没有人的喧闹声，也没有动物的嘶叫声”;“在我出发之前，曾在地区作过调查的人从未提及过它，其建筑与农民住宅有很大不同。这不是一般的庄园和茅屋，而是一些小型的别墅和城堡，既小又窄，却以其庄严的外表而引人注目”。

　　那样的景色，与詹姆斯·希尔顿在 《失去的地平线》中描写的几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后来，大卫·妮尔沿着一条羊肠小道继续前行。她写道，“我们发现自己很快就夹于悬崖绝壁和一座几乎是垂直的山麓之间”，而爬上那座山坡后，“我便躺倒在铺在山崖之间的一层又厚又轻柔的苔藓上入睡了，浑身发烧，甚至还说起了一些胡话”;等她清醒过来并想再次看到那座神奇的村庄时，村庄已在她们眼前消失。“那些优雅的别墅、庄严的小城堡和布置得非常美丽的花园……究竟在哪儿呢?在我们面前，到处都是深暗色的、使人感到茫然若失的森林。猛烈的狂风在树林间呼啸，所有这一切取带了银铃般和谐悦耳的声音”。她以为她是做了一个梦，或是出于某种幻觉;但她的义子庸登则以事实证明，那并不是一个梦，而是一段真实的遭遇———庸登说，第一，他们俩不可能做完全一样的梦，第二，他曾在大卫·妮尔 “做梦”时，用手杖在石板上画下了一个巫符，这时，庸登再次找出了那个巫符，并告诉大卫·妮尔，刚才的经历，很可能是神灵或者魔鬼想阻止他们继续前行的证据………

　　大卫·妮尔的这段经历和她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被一些学者指证为一直生活在英国的詹姆斯·希尔顿创作 《失去的地平线》一书的重要依据。

　　她关于她将信仰比耶稣哲学更为优秀的佛教哲学，“佛陀成了我脑海中的导师，我将通过佛陀来认识世界”的看法，与《失去的地平线》中最高喇嘛所谓“基督教的伦理终将结束而适度的原则将承接这个世界”的论断，几乎如出一辙——她的那种曾经进人某种神话般的妙境尔后又被从中抛出的经历，与《失去的地平线》中的主人公康韦的经历，以及许多史料上记载的一些人进人了香格里拉后又被从香格里拉抛出的奇异故事，成了她在云南的澜沧江流域进人过 “香格里拉”的证据;—— 她所具有的那种追求社会进步、反对战争的倾向，与香格里拉的最高喇嘛对战争的观点也非常吻合。早在1888年，大卫·妮尔在其《为了生活》一书中，便怒斥过当时的剥削制度，号召人们起来反抗。1937年，大卫·妮尔还写过一部名为《激情与魔法》的小说，反对日本企图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与詹姆斯·希尔顿在他的小说中暗示的，那位自告奋勇担当劫持康韦等人前往香格里拉的嗒卢，在那之前曾到美国参加一个为对付日本人而专门为中国培训飞行员的训练班的情节，几乎如出一辙。

　　而大卫·妮尔曾经研修藏密，所学会的“自身起火”的法术的经历，与《失去的地平线》中最高喇嘛多年来一直在修持一种神秘功夫———喻咖，并取得的心灵感应术，都同样属于藏传密法，也不是偶然百巧合。

　　由此可知，早在詹姆斯·希尔顿之前，从公元12世纪开始的，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人千方百计地要进入西藏。其中，除了当时某些依照帝国主义殖民意图企图进入西藏执行特殊使命的人以外，大部分想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受某种夹杂着同情的好奇心支配的观察家，一种是受宗教教义诱惑的藏传佛教的饭依者。完全可以说，他们留下的著作，都为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甚至细节。从《失去的地平线》中，我们能够清楚地发现西方探险者及其著作的种种痕迹。不同的是，诸如大卫·妮尔那样的探险家的书是纪实的，有据可查的，而詹姆斯·希尔顿则在众多探险者的想象之上，展开了更为壮丽的想象，从而经过艺术的虚构营造出了一个让后世之人津津乐道的“香格里拉”。也就是说，詹姆斯·希尔顿是在西方人对西藏作了大量考察——尽管有许多东西纯属他们的梦想的基础上，开始 《失去的地平线》的创作的。该书正是詹姆斯·希尔顿在阅读了西方人有关西藏的梦想后的又一次梦想，是有关梦想的梦想。

　　顺便说一句，由此也可以断定，国内一些研究香格里拉的人们断言詹姆斯·希尔顿仅只是在读了曾在云南西北部山区生活过20余年的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洛克的著作后，才产生了写作《失去的地平线》一书的冲动，实在是过于肤浅，也过于荒谬了。

　　如果那是在云南进行迪庆香格里拉的考察之前或者考察初期，那也罢了不知者不为过。但直到1999年第12期的《读书》杂志，居然还有人在一篇煞有介事的文章里胡说八道，就不能不令人震惊了。那篇文章甚至在没有弄清楚有关香格里拉的一些基本概念的情况下，就敢于在被中国文化人一向认为是非常严肃的《读书》杂志上堂而皇之地刊出，也着实让人为这本杂志捏了一把汗。该文说，香格里拉 “开始被世人关注，是缘于意大利籍的俄国导演顾彼得一九三七年拍的一部电影 《被遗忘的王国》”，(真不知道是哪儿跟哪儿，牛头不对马嘴!)而 “电影剧本是根据美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长篇小说 《消失的地平线》改编的。小说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作者也没有去过叫香格里拉的地方，他的素材来源就成了寻找香格里拉的线索。人们这才发现了一个名字，一位学者、科学家的典范，一个不能不对他表示敬意的人: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弗兰西斯，洛克博士”。进而把“香格里拉”解释成什么香格里拉，“纳西话叫香格里，拉，只是词的后缀”云云。

　　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完全不顾詹姆斯·希尔顿在其小说中一再指出的香格里拉是在中国的藏区这一事实，不仅近乎浅薄无知，甚而狂妄地把香格里拉硬安在云南一个决非藏区的地区，还指责某些地区“受商品经济竞争意识的制约”让香格里拉产生 “争议”，仟然一副权威的口吻。某些文人的浅薄、浮躁、不负责任和动不动就爱指手画脚的德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错，约瑟夫·洛克的确在滇西北居住过二十余年，并进入过迪庆藏族地区，也就是说，进入过迪庆香格里拉。他在他那篇载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26年8月号的《穿越亚洲大河流域的大峡谷》一文中写道，他曾从丽江出发，向迪庆一带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并沿着澜沧江到达过迪庆州德钦县境内著名的茨中教堂。洛克写道:

　　“澜沧江变得越来越有趣，我们继续向北方前进时，景色更加壮观。”

　　“随从我的一帮纳西人，在茨中设立了一个据点，并在澜沧江、长江和怒江的广大地区给我收集了许多种子。我现在派出一个信使去通知他们和欧福德神甫我的到来。欧福德神甫是个法国牧师，，他接替了被杀害的杜柏纳德神甫的位置。”我忐忑不安注视着骡队通过茨姑的溜索过澜沧江的骇人景象。当我从茨姑一端的铁索桥抵达另一端时，我的纳西人们情不自禁地向我欢呼，我也大声应随。原来的计划是我们要继续去茨中，并从那儿跨过溜索，据说路程要短一些。我被他们说服了，但情况发生了变化。茨中的溜索三个月前才建好，因此还很危险。好心的欧福德神甫专门派了一个人来要我从茨姑的铁索桥过河。”

　　在那篇文章中，洛克曾详尽地描写了他和他的随从以及马队经溜索越过澜沧江的情景，他说，“第一次过溜索时忧心忡忡”;随后，“在茨中，我作为客人住在教堂的一个房间” 。在那里，他听茨中教堂的欧福德神甫给他讲了一个引人发笑的故事:“一个藏族妇女同她的几个丈夫吵了架，希望离开他们，但却找不到一个滑块，因为她的男人们把它藏了起来。

　　她没有被难住，找到一根弯藤，像一根拐棍。她用拐棍的弯勾挂在溜索上，渡到了河对岸。使她的丈夫们懊恼不已。”

　　詹姆斯·希尔顿当然也可能读到洛克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的那些文章，或许或多或少也从洛克那些文章吸取过某些灵感，因为我们注意到，詹姆斯·希尔顿在他的那部小说中也写到过马道和溜索。但詹姆斯·希尔顿之所以要创作长篇小说《失去的地平线》，决不仅仅是因为洛克那些文章的触动。也就是说，洛克的那些文章决不是促成詹姆斯·希尔顿最终决定要写那样一本书的全部的、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依然在于他对当时西方世界现实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状况的分析，在于西方对东方、对西藏存在了儿个世纪的梦幻，在于几个世纪以来无数西方探索者对藏区的考察，以及他们据此写成的大量著作的影响。离开这些，即使詹姆斯·希尔顿把洛克的文章读上一千遍，也不可能写出那部 《失去的地平线》。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此据理力争，并非要抹煞洛克对云南丽江纳西文化研究所作的巨大贡献。与许多曾经在丽江作过多次考察的人一样，我对洛克同样怀有某种崇敬。但崇敬是一回事，实事求是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我们对洛克怀有崇敬，就把所有与滇西北地区有关的事情，全都归结于洛克。事实上，真正接受了洛克影响的，是那个在丽江呆了八年的俄罗斯人顾彼得。正是顾彼得，在他出版的那部 《被遗忘的王国》一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献给洛克博士。

　　一句话，洛克决不是也不可能是创作出《失去的地平线》的詹姆斯·希尔顿的精神导师;香格里拉也决不是洛克的专利，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