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眸，当今世界与詹姆斯·希尔顿所处的年代到底有多大区别——香格里拉的智娃与灵——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香格里拉最高喇嘛展望世界——对《失去的地平线》的深层解读:香格里拉，世界的浓缩与象征——康韦与他的同行者。对《失去的地平线》中四个人物的分析——关于记忆:《恢复了记忆的人》，詹姆斯·希尔顿另一部有关记忆的长篇小说当人们终于在云南的迪庆藏区寻找到香格里拉时，离 《失去的地平线》那部小说的问世已过去了七十余年。20世纪行将告罄，世纪晚霞正在我们对上个世纪的回眸一瞥中渐渐消隐。如果《失去的地平线》展示的是世纪之初人们的种种虑，是对未来的种种渴望，那么，七十多年后，忧虑的乌云是不是已经不再盘踞在人们心头?人类心灵的天空，是不是已经重归晴朗，一片洁净?甚至，《失去的地平线》所预言的那些危机是否己经成为昨天的忧虑，今天的人们对未来是否己经可以高枕无忧?

　　不幸的是，事情好像并不那么令人乐观。不说在《失去的地平线》出版后不久，世界帝国主义为瓜份世界的争斗就愈演愈烈，很快就爆发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惨烈、死伤人口最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半个世纪之后的1998年，一场新的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东南亚，贬值的货币转眼间像肮脏的手纸一样不值一文。经济危机带来的一个可怕后果，是危机所过之处，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政局发生动荡，政权更迭，一个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领导人下台，或发生严重的信任危机。瘟疫般的危机很快就蔓延到了俄罗斯。1998年末，美、英两国继1991年后再次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成百上千枚巡航导弹在巴格达附近爆炸。延续数年之久的科索沃危机终于演化成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的大规模武装行动，70多天的狂轰乱炸，成为近十年来在大规模范围内频频发生的民族冲突的一个新的热点……1999年新年伊始，那场金融危机突然在巴西登陆。几乎与此同时，国际金融投机家乔治·绍罗什预言，美国已经出现了和日本80年代后期完全相同的资产泡沫，世界下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将发生在美国。绍罗什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好处，大量资金从金融危机发生国流入美国，廉价的进口商品使美国的消费者可以享受多于他们所创造的财富。这是不正常的，也不可能持久。而到了1999年末，人们更是对美国的泡沫股市忧心忡忡……夜阑人静，当我在远离世界中心甚至远离中国内地的迪庆藏区想起这一切时，我突然感到了世事的严峻:人类在七十年前和七十年后所面临的境况，当然不可能没有改变，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我们对香格里拉的寻求，与那本小说中香格里拉的智者对世界危机的分析，似乎就发生在同样的环境里。如此看来，当今的人类对香格里拉的寻求，并不完全是空洞的，消遣性的，仅只为了找到一处新的旅游地，事实上，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现一处两处宁静如画的风景，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要找到一片既宁静如画又充盈着香格里拉精神的土地，却并不容易。

　　当我跨过江河，穿越草甸，翻越雪山，一步步深入到迪庆藏区的内里，与迪庆香格里拉的人们面对面地交谈时，我会突然想起雪山之外的世界，那是我熟悉的、与香格里拉全然不同的世界。但偶尔，我也会想起那个渐渐深入香格里拉的康韦，以至有时我分不清，在渐渐深入香格里拉的过程中，我到底是我自己还是那个英国绅士康韦?到底是我走进了格里拉，还是康韦来到了现实中的迪庆香格里拉?或者，发生在世纪之初和世纪末的这两件事已完全搅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随着张姓老人——自然也可说是詹姆斯·希尔顿的带领，康韦一行——自然也引领着《失去的地平线》的每个读者逐渐进入香格里拉的深处。那是个既神秘又婉转的过。詹姆斯·希尔顿让康韦那样一些来自西方的人，看到了掩藏在香格里拉神秘外表下更为神秘的精髓。于是，我们依次看到了香格里拉的图书馆、音乐室、喇嘛的生活与学习空间，以及香格里拉人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那种参观式的进人，常常发生在某个富有诗情画意的时刻，比如清晨或是傍晚。早晚的香格里拉，或笼罩在一片云雾之中，或坦陈在美妙的月光之下。那让我们想起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对人世之外的空间的种种描绘，仙境，天国，以及智慧超群的高人隐士们居住的地方，诸葛亮的卧龙冈，陶渊明的桃花源，甚至西方的某座教堂，某座古堡或是经院。但直到这时为止，我们看到的还是表象，尽管那己经让读者感到了某种与神秘莫测相伴而生的智慧。而詹姆斯·希尔顿在他的小说中真正不遗余力描述的，正是香格里拉人惊人的智慧、超凡的学识与缜密的思考，虽然他的抒写总带着某种程度的夸张，某种有意无意的神化。在香格里拉，经年足不出户的喇嘛与准喇嘛们，通过阅读与思考，关注着、思考着整个世界。那种关注的深刻，常常令像康韦那样来自西方，自以为超越常人的绅士也自叹弗如。“例如有位头发花白一脸慈祥的喇嘛与康韦交谈片刻后，发问道:‘您是否对英国作家勃朗蒂姐妹们感兴趣?’康韦表示自己多少有些兴趣，于是那人便说:‘告诉你，我于1840年在英国西区作代理牧师的时候，曾拜访过她们的父亲。自从来到此地，我对整个勃朗蒂问题进行了研究。真的，我还就此课题写了一本书，也许您愿意抽空一阅?’”

　　令人吃惊的不仅是喇嘛们的年龄——按照小说中的描写，从1840年到《失去的地平线》发表的1933年，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位喇嘛至少已活了100岁——还在于他所关注的问题所包含的那种纯粹的艺术性质。如此看来，仅仅创造一个有着神奇风光的香格里拉，并不是詹姆斯·希尔顿的本意，至少不是他的全部。他醉心创造的是一个奇特的世界，那里的人们智慧充盈，思考深逮，礼节周到，谈吐落落大方。面对他们，康韦从心眼里感到，“一个庸俗的世界正逐渐为一个富足而且具有渗透力的世界——香格里拉所代替”。他渐渐发现，“这里的喇嘛有着非常特殊的文化，至少他们对书的兴趣相当广泛。希腊文的柏拉图著作紧靠着英文版的波斯诗集;尼采的书与牛顿的论著作伴;莫尔的作品就更多了:有爱尔兰诗人汤姆斯·莫尔的诗集，也有英国作家哈代·莫尔的小说，还有爱尔兰作家乔治·莫尔的论著。康韦估计书籍总数在二至三万册之间，推测挑洗和获取书籍的方法将是引人入胜的。他发现最新的一本书不过是几年前出的一本简装书。在随后的拜访中，张告诉他，还有一些新书，出版日期可一直推至30年代中期。它们无疑最后都要上架的，都己经运到喇嘛寺院了。 

　　‘你看，我们完全将自己紧扣时代，’他说道。”

　　那种参观式进入的高潮，显然是康韦与香格里拉的最高喇嘛佩劳尔特之间的那场交谈。

　　不管那场交谈被詹姆斯·希尔顿喧染得如何神秘，如何具有宗教色彩，甚至打上了玄学的烙印，但那场对话的实质仍是两种文化的较量，是发生在西方 “文明”人与地处东方的香格里拉人之间的一场智力搏击。搏击的一方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康韦，一个几乎漫游过整个世界的英国外交官，一个对西方文化早已有所怀疑，并领略过东方文化丰采的英国绅士;一方则是香格里拉的最高喇嘛佩劳尔特，一个早就献身佛教的西方传教士，一个在看似封闭的山谷之中，已活到几百岁的智慧老人。令人吃惊的是，剑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康韦，在佩劳尔特容智与透彻面前，几乎失去了思索，他几乎只有玲听的份儿。佩劳尔特对世界危机的种种分析与预言，让康韦感到震惊——我们并不是追循着某种无根无据的实验，也不仅仅是出于某种奇想。我们有我们的梦境与想象。这个想象最早出现在年老的佩劳尔特的脑海里，那是1789年，他躺在这间屋子里奄奄一息，他回顾了自己漫长的一生，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那样，他似乎觉得一切最可爱的东西都是短暂的，都是容易消亡的。战争、贪婪的欲望、残暴的力量摧残着美好的事物，直到美在世上荡然无存为止。他回忆起一幕幕的往事，一个个国家在卑下的热欲与破坏的愿望里变得越来越强大，机械的战力在成倍的增加，直到一个武装的单兵就能抵得上路易十四的整个庞大军团为止。他预见到当他们毁灭了大地和海洋，他们将进军空间……你能说这些想象是不真实的吗?……那是一场世界从未见过的风暴。在战火中没有安全，向当局求不得帮助，科学亦变成哑巴。这场风暴将践踏每一朵文明之花，人类所有的一切都将变得浑沌不清。远在拿破仑还鲜为人知的时候，我就产生了这样的预见。现在它已突现在我的眼前，一小时此一小时更为清晰。你说我预见错了吗?

　　康韦答道:不，我想你也许是对的。类似的惨剧曾经发生过一次，而后便是长达500年的“黑暗时期”(指欧洲的中世纪——笔者注)。

　　“这样的比较并不大精确，因为欧洲的‘黑暗时期’其实并不是非常黑暗，尚有摇曳的灯光。纵然这些摇曳的微光在欧洲完全熄灭了，秘鲁，仍有光芒，时代将因而重放光华。然而行将带来的。‘黑暗纪元’像一个棺材罩，将罩住整个世界，既无逃脱之路，也无避难之处。只有那些绝密得找不到的地方，或是卑微得完全令人忽视之处，才有幸免的可能。香格里拉有希望兼承绝密与卑微两个特点。驮着死神的轰炸机飞往大都市时不会经过此地，即便莫的飞来了，飞行员也不会认为我们值得他投放一颗炸弹。”

　　香格里拉的最高喇嘛佩劳尔特告诉康韦，这位被精心挑选出来作香格里拉的继承人的英国人丁。

　　我相信你将活着度过这场风暴。………你会变得更老沉，更睿智，更有耐心，你将保藏下来我们历史的精华，并加进你自己思考的结晶，你将会迎来新人，教给他们人生的准则;当你自己也衰老不堪时，他们中的一位将会继承你。我只能预见到这个地步，更远之处就显得模糊，但我仍可以看出，那构想中的新世界正在废墟上萌动，尽管动得很笨拙。我的孩子，这些珍宝全在这里，全藏在丛山之中的蓝月山谷，为了一场新的文化复兴奇迹般地保全在此地……

　　但这还不是全部。他预见到有那么一天，人杀人，杀红眼睛，全球恶狠狠地杀成一片，每一件珍贵的东西都陷于炭炭可危之中。每一木书，每一幅画，每一文乐曲以及千百年来珍藏下来的每一件宝物——这些娇巧、精致、毫无自卫能力的珍宝都将丧失，都将毁灭，就像丧失了罗马帝国历文学家利文的全部著作一样;就像英国人当年毁灭了北京的圆明园一样。

　　但是，理智的人们该如何抗击这铁与血的斯杀呢?相信我，老佩劳尔特的幻想会变成真实的。那就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我在这里你也得在这里的原因——我们要在四面八方聚拢而来的毁灭中求得生存。我们并不指望仁慈的施舍，但我们独具一线幸存的希望。我们将在这里和我们的书籍、我们的音乐和我们的反省存留下去，并寻求人类在他们的战欲泯灭之后所需要的智慧。我们拥有一份人类的遗产井传给后人。时候一到，我们便可分享到这份乐趣。

　　尔后，我亲爱的孩子，当强人们相互吞并，基督教的伦理终将结束，而适度的原则将承接这个世界。

　　老人的低语中出现了些许强音。康韦不禁为这妙语所倾倒，他又一次感到四周的黑暗如浪压来，这回它们似乎象征着外部世界乌云压顶，风暴行将来临。他井不太清楚自己最后是如何离开的，他久久地沉缅于一种梦的氛围之中。………当他们一起走过星光照耀的庭院时，四下静寂无声，他觉得香格里拉的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下都被浓缩在视野里。山谷依俱在峭壁之下，好一个宁静如镜的湖泊，与脑海中的宁静浑然一体。他已经超越了惊讶。那多方面的长谈，已使他将一切置之度外，在感觉上，在心绪里，在脑海中，他感到了一种同等的满足。

　　拥有超群的智慧与惊人的预见性的，当然不止一个老佩劳尔特，就连那位妙语连珠的张总管，以及那位 “很有天赋”、“足智多谋”、设计了整个劫持康韦一行的座机的年轻人嗒卢，也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理想主义者，不借为香格里拉的后继有人挺而走险。为了那个计划，嗒卢先到美国去学习飞行，然后经过精心设计与实施，把康韦一行劫持到了香格里拉。佩劳尔特、张姓总管和嗒卢，不过是香格里拉的几个代表。当布琳克洛小姐问张姓老人 “喇嘛们都在干什么”时，张说:“小姐，他们自我奉献神灵，追求学识。”而在康韦眼里，“喇嘛们活着，好似真的把时间握在手心，但时间简直像羽毛一样轻盈。………康韦并没有见到更多的喇嘛，但是他逐步地了解到他们工作的范围和种类。他们除了精通多种语言，一些人看来还在进行尖端的研究，其成果也许会叫西方世界大吃一惊。许多人忙着著书立说，有一位对抽象数学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另一位则在欧洲文明史的研究上，把英国历史学家吉朋和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理论广泛地联系起来。”

　　小说毕竟是小说，何况詹姆斯·希尔顿又把它弄得多少有些深奥玄秘——那虽然增添了它的吸引人之处，却也让人感到了隔离，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对神秘充满兴趣。佩劳尔特的预言或许过于夸大了，人类的前途，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黯淡，至少他没有考虑到，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也在努力寻找一种办法，以制止世界的毁灭。悲观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佩劳尔特预言的战争不作机械的、绝对化的理解，如果我们把产生世界性“危机”的原因放大开来思考，就会发现，当今世界，的确正在经历一场比战争更让人忧虑的危机，那就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日益加紧的生态恶化。当人类或说是人类的一部分正在坐享现代化带来的高度舒适而又过分物质化的现代生活时，地球资源迅速消竭，地球的生态状况也在急剧恶化。西方的高度文明，是建立在对大自然的掠夺性开采之上的。海水变暖。厄尔尼诺在全球横行。南极上空出现的那个巨大的臭氧空洞，成了悬在整个人类头上的一枚炸弹。就连宁静的青藏高原上空，每逢夏季，也存在着一个 “臭氧低谷”。中国科学家发现，从1979年以来，中国大气臭氧总量逐年减少，每年夏季6月到9月，在青藏高原上空存在着大气臭氧总量的异常低值区，最低时的臭氧含量比周围地区要少10%左右，而且从1979年到1991年间，臭氧含量平均每年递减0.35%。每年的10月份以后，那个“臭氧低谷”才逐渐消失………

　　就在这时，人们开始谈论和思索迪庆香格里拉，思索那片让人亲近的土地可能带给我们的一切。与康韦不一样——不管康韦对东方文化有着多好的感觉，香格里拉的一切对他毕竟是属于异域的，他人的。而我和所有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香格里拉的人一样，感到的正是亲近，是久违之后的重逢，是湮没之后的再度辉煌。在迪庆香格里拉，我对遇到的每个人，每片风景，每幢藏房，都会有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感和归宿感，似乎我的前生就在那里居住，眼下不过是旧地重游。我深信那就是我的土地，就像那是云南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一样。在那里，我的灵魂时时都处在一种高潮状态，生命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张扬与升华。那当然不止是享受。在20世纪末的迪庆，我亲身感受得最深切的，是弥漫在那片土地上的那种“自我奉献”、“追求学识”的精神。那种精神是崇高的，而它借以表现出来的形态却是普通的，朴实无华的。迪庆香格里拉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那片美丽的风光，也不仅是由那片土地生长出来的丰富灿烂的文化，更重要的，倒是他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关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迪庆香格里拉给当今人们许多重要的启示:关注心灵，学会用心灵生活，而不仅仅追逐物欲。在人类已经进入电子化的当今世界，这一启示无疑具有非常明显的针对性——对于未来，我们需要的正是像香格里拉的人们那样，时时都进行那种超前的思索。人类的明天究竟会怎么样，取决于当今的人们能思索到什么程度。因而，香格里拉不仅仅属于云南，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世界。

　　显而易见，在文本的意义上，作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 《失去的地平线》中不过是借助于香格里拉的故事，通过作品中众多人物关系的展示与解剖，对他所处时代的与现实与未来作了一次充满理性的、其表现形式却是艺术的分析，以此表达了他对世界前途的看法。

　　按照詹姆斯·希尔顿的描写，香格里拉的发现，似乎完全出于偶然，出于一次意外的“事故”，即那次偶然发生在喜马拉雅山上空的“劫机”事件——在科学研究甚至世界历史进程上，一个事故导致一个重大发现的事例层出不穷。在大多数人看来，那样的，清节或许是作家为了小说的紧张、惊险和可读性而特意设置的。许多严肃的作家都曾采用过这样的手法。

　　然而，在细读此书之后，我发现，詹姆斯·希尔顿对于此书的写作，以及他对书中人物、事件的种种安排，绝非随意为之，那完全出自一个作家的精心思考与匠心安排。

　　细读《失去的地平线》，人们会吃惊地发现，在那个“事故”即劫机事件中，与康韦同行的三个人，决不是作家随意拈来的摆设。他们几乎各自代表着一个世界罗波达·布琳克洛，法国人，是一位东方传教团的女传教士;

　　查尔斯·马里森，康韦的助手，来自英国，乃英 国驻南亚某国领事馆的副领事。

　　亨利·巴纳德，在书申的前半段此公一直有些神秘，最后我们d知道，他来自美国，其真实身份是个被通缉的、在逃的经济犯罪分子，牵涉到一起重大的金融诈骗案。

　　书中的四个外来者，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和法国这三个主要的西方国家。如果不是出自作家的有意安排，决无如此精确的巧合。加上由 “香格里拉”代表的东方，以及生活在这个东方世界中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如张姓管家、满洲姑娘罗珍等等，以及来自德国、比利时等世界各地饭依香格里拉的人们，我们不难看出，《失去的地平线》一书所虚构出来的，不折不扣，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巨大包容性的人类世界。

　　在深究他们三个人各自的经历以及他们的表现之前，我们己经看到，罗波达·布琳克洛小姐代表着宗教，查尔斯·马里森代表着当时的政治，而亨利，巴纳德却代表着经济。或者说，罗波达·布琳克洛代表着对神明的崇拜，查尔斯·马里森代表着政治家的欲望，而美国人亨利·巴纳德代表的，便是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求。

　　在这三个人之外，或者说处于这三个人包围之中，作为全书主人公的康韦，却是一个多少有些奇特的人物。他是英国驻南亚某国的领事。可作者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所干的领事工作，是由他的一种固执的错误选择造成的。当他的生活要迎来新的转机时，再有几周的时间，或者再拖几个月离开英国，就会被派往某个大使馆去—— 东京、德黑兰、马尼拉、或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但是干他那一行的人前程难卜 他在南亚的那个领事馆一干就是十年。事实早就证明，凭着康韦的博学多才和精明强干，他完全能够胜任更为重要的工作。作者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告诉我们，康韦的精明强干至少有以下这样儿点: 他身材魁梧，体力强健，长得很帅。即便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看，他也相当英俊。他是剑桥划船队的一员勇将，得过奖。在战争中(当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甚至还在法国获得过一枚金十字勋章。

　　他头脑敏锐，非常聪明。一位相当多愁善感的校长曾称赞他的成绩是“荣耀的”，从教了一段时间的书。1921年他去了东方，掌握了数门东方语言。他有多种学衔，几乎无需任何初试便可谋得一职。

　　他多才多艺，英俊潇洒，热爱艺术，颇有一些“伊丽莎白时代的气息”;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业余钢琴家，还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在学校 “演讲日”用希腊语的讲演是首屈一指的。

　　作者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是那种 “看他一眼，识他一生”的人，出类拔萃，多才多艺，英俊潇洒，生机勃发地把智慧与体魄溶为一体。作者甚至断言，当今我们的文明已不大可能哺育出这样的才俊。

　　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已是相当高的评价。作品中的“我”直截了当地说，“至于我，是在一个崇拜英雄的年龄上认识他的，因而对他的记忆相当浪漫”。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拉瑟福德甚至说，康韦是杰出的，他有那么多的天赋，应该大有作为。为女王陛下当差，可算不得什么大事业。康韦本来是，而且也应该是一个伟人。不幸的是，康韦身上也有一些当时的人们并不赞赏也并不理解的东西，这些东西归结为一点，就是他相当 “懒散”。在为女王当差的那十年中，他实际上干的是一件在别人看来相当“低下”的工作:一个小小的领事。于是，在他的同事眼中，康韦既是英雄，也是异端和另类。

　　他知道苹果不是为自己准备的，但值得安慰的是，这十年中并不仅仅只有酸葡萄，事实上他只是尝不出苹果的甜味而已。他更喜欢一些比较不那么拘泥于形式，更田园化，也更诗情画意一点的工作，而这往往不被人们认为是好工作。在别人眼中，那是出自他的“懒散”，认为“毫无疑义他打出的都是一些臭牌”。他喜欢安静，耽于沉思，而沉思总与孤单连在一起。实际上，他自我感觉颇佳，度过的是一个多变化的、适度愉快的十年。

　　“他从自身的经历中清楚地知道，自己并非什么喜好冒险的好汉。一方面，他有时也会在险境中享受到一种兴奋，这是一种在感觉呆钝后产生出来的净化效果。但这谈不上是爱冒险。他在十二年前于法国时就开始厌倦那战壕中的冒险，多次拒绝冒险，以求保生命。甚至他获得那枚金十字勋章，主要靠的并非生理上的勇气，而是心理上艰难发展起来的忍耐术。

　　大战打响后，只要一有危险出现，他就感到茶饭不香，除非有大笔赏金在刺激。”

　　显然，作者极力想赋予康韦的，是某种融合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复杂、矛盾的背景。康韦似乎是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着最终何去何从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康韦似乎成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中介。詹姆斯·希尔顿想让康韦站在某种“公正”的、不偏不倚的位置上，对发生在香格里拉的一切，作出“公允”的判断。在康韦的一边，是迷人的香格里拉以及它所代表的大自然和东方文化，另一边，则是由他的三位同行者组成的整个西方世界，是西方的政治、宗教与金融。于是对于康韦，外交官查尔斯·马里森，女传教士罗波达·布琳克森小姐和美国人亨利·巴纳德，既成了他的香格里拉之行的伙伴，又成了他的“环境”。要解读康韦，不能不先解读这三个人。

　　查尔斯·马里森显然是个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他自控能力差，学生味儿浓，既好冲动，又容易听从上级的简单命令。他曾宣称，“我宁愿选择一个短暂却是快活的人生。有关未来战争的说教对我来说相当空洞。现在谁会知道下一次大战是什么时候爆发?爆发后又如何?关于上一次大战的预言不是都错了吗?”在查尔斯·马里森身上，我们甚至闻到了战后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气味。正是他，在见过几次在香格里拉演奏的满族女子罗珍后，竟然爱上了她。正是他，在发觉为他们驾驶飞机的不是原来的那个飞行员时，提出砸烂挡板，把那个飞行员 “扔出窗外”，然后由康韦驾驶飞机，回到原来的航线。康韦对这种性格十分熟悉:英国人无所畏惧，从不投降，战无不胜。但康韦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这样的时候， “发起一场没有丝毫获胜机会的格斗，只能是一场灾难，我可不想成为那样一种英雄”。

　　这时，那个美国人亨利·巴纳德说，他只能拟命了事”，他说，我打算有生之年要好好活着，天天抽支烟，像个活神仙。希望你别在我们头上再添哪怕是一丝风险。这个在股票市场上不怕任何风险的人，这时奉行的却是地地道道的活命哲学。

　　当他们听到劫机者嗒卢告诉他们，附近有一个香格里拉寺庙时，围绕到底去不去，又一次展开了争论。查尔斯·马里森发问了：“我们能保证自己不会被人谋杀掉吗?”对这个问题，康韦的回答简直是针锋相对的:“在佛教喇嘛寺里最不可能发生的事莫过于谋杀了。在那里被杀的可能性比起在英国的天主教堂还要小得多!”

　　当康韦一行人在那位张姓的老人带领下，艰难地走向香格里拉时，查尔斯·马里森再次发难，他认为那简直是一种疯狂。康韦马上说道:“我回顾了这两天的一切，也觉得它们看上去活像一场恶梦。但除此之外，世界上的发狂之处并非只有此地。再说，如果你念念不忘巴司库，那么你一定记得，在我们离去的时刻，暴动者为了逼供，是如何地对他们的俘虏用刑的!还有在我们被切断与外界联系时收到的那封信，那封从曼彻斯特一家纺织公司寄来的信函，询问我们在巴司库有什么商业的渠道可以出售女人的胸衣。你说这些不是更疯狂吗!”在这里，康韦的话，几乎成了对整个西方“文明世界”的批判。

　　詹姆斯·希尔顿的巧妙，在于他没有把他所描写的生活简单化。书中四个来自西方的人物，其表面身份与他们的内心世界却相去甚远。有时我们甚至发觉，詹姆斯·希尔顿通过种种暗示，十分准确地剖析了现代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中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分裂。

　　按照通常的理解，作为一个女传教士，布琳克洛小姐不仅应该是圣洁的，温文尔雅的，也应是高贵的，她的外表给人留下的，正是那样一种印象。她极力维护的，是西方宗教以及她本人的尊严。进入香格里拉后，这个不苟言笑的西方女人，时时都大睁着双眼，到处搜寻着 “异教的衰败迹象”，却难于逃离世俗的诱惑。在飞机上，当巴纳德提议大家一起打打扑克以消磨时光时，康韦说，“我想布琳克洛小姐是不会打扑克的”。但是，“这位女传教士一下就转过头来，反驳说:‘我会打牌，本人从来不觉得扑克牌有什么不好的。扑克与圣经根本没有冲突。’”当康韦的助手马里森想在飞机上吸烟时，布琳克洛小姐说，“我自己虽不吸烟，可我就是喜欢烟草的香味”。

　　美国人巴纳德对香格里拉似乎颇有好感。就连康韦，也曾对巴拉德随遇而安的言行举止感到奇怪，他一直把巴纳德的毫不慌乱看成是大家的幸运。一个偶然的机会，马里森却发现巴纳德使用的是一本假护照，他说，这个巴纳德就是在美国犯下大罪的大诈骗犯查尔默斯·布赖恩特。原来，喇嘛寺院的张总管那天早上捡到一个皮夹子，张总管以为那是马里森的，就交给了他。不幸的是，马里森在那个皮夹子里看到了一些剪报，都是有关查尔默斯·布赖恩特以及要搜捕他的消息。其中甚至还有一张通缉照片，照片上琳人除了一小撮胡子外，正是巴纳德。“布赖恩特己经犯了法，尽管康韦对这个案件没有多大的兴趣，但在他的印象中那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大案。他粗略的印多是在纽约的庞大的布赖恩特集团破产了，造成了好九亿美元的损失——个创纪录的金额，甚至在世界上也是破纪录的。在某种程度上，布赖恩特一直在耍弄华尔街的金融中心，结果是当局下令要逮捕他。他划到了欧洲，有五六个国家表示，一旦捉到了他，就立即引渡给美国。”当康韦和他的伙伴们告诉巴纳德柏们己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巴纳德”依然显得走无其事。康韦 “抱着浓厚的兴趣凝视着巴纳德，而旧甚至带有些许发自内心的赏识 (尽管在这时刻那很可能是古怪的)。想起来真是难以理解，怎么眼前这但又笨又胖、性情良好、一脸慈父像的人竟是世界头卡诈骗犯，他只要再多读一点书，看上去可以成为一位受人欢迎的校长。在他愉快的笑脸后面，潜藏着近来极度紧张和忧心忡忡的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强颜做笑，他显然就是看上去的那种人——个广义上的‘好伙计’，性格上的绵羊，职业上的豺狼。”在事实面前，巴纳德对他的诈骗行为几乎供认不讳。他说，“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家伙干他所干的事有好几年了，可突然市场对他不利，他回天无术，但仍打精神，等待转机。但是转机就是迟迟不来，他损失了一千万美元。他在报纸上看到，有个瑞典教授惊呼，这是世界的末日。现在我问你，那种事情有助于市场吗?当然，这对他是一个冲击，但他俩欲罢不能，这时警察找上门来了，他不得不跑。我就是这样逃之夭夭的” 。这就是说，对于金钱的渴望，一直支撑着巴纳德坚持到最后一刻，直到 “警察找上门来”。在金钱的驱使下，世界那时已经变得疯狂，到处都泛滥着欲望的黑浪。每一个人都在算计着吞噬另一个人，因而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陷讲与坟墓。

　　正如巴纳德所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安全岛。那些认为安全的人都是一群傻瓜，像打着雨伞想躲避台风的傻瓜”。个中原因何在?巴纳德指出，因为那种疯狂的金钱游戏已无规矩可言，“当整个交易崩溃的时候，要想守规矩是非常困难的。再者，世界上没有人说得清规矩是个什么玩意儿。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所有教授都说不清!”

　　事后，“对于这个美国人，康韦决定依旧称他为巴纳德。有关他的作为和身份问题随即暂时消失在幕后了，只有他的一句话——‘整个游戏将变得粉碎’，令康韦久留脑海。其意义完全适用于美国的金融和保险公司的经营，也适合巴司库、德里和伦敦;它适合战争的制造、帝国的建立，以及领事馆、商业租界和总督官邸的聚餐会。在这个世界上有一股消亡的臭气，巴纳德的惨败只不过比惨败本身更富戏剧性了，整个游戏变得粉碎，幸运的游戏者却不会因为他们无法挽救游戏的粉碎而按规矩被押去受审，不走运的只有金融家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显而易见，作为康韦置身的环境象征，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正是要通过这样三个不同身份的人物，表达他对他身处的那个世界的看法:外强中干的西方政治，表里不一的西方宗教，以及处在严重经济危机之中的西方金融。那个世界已无可救药，至少在当时如此。我们因而可以说，这三个人物的设置，并不仅仅出自作家编织一个离奇的故事，刻画他书中的主人公康韦的需要，他的野心或许要大得多。

　　两个英国外交官，一个来自美国的金融诈骗犯，一个来自东方传教团的女传教士——我们在《失去的地平线》一书中看到的，正是一个完整的西方世界。他们在香格里拉的冲突、矛盾和各行其是，暗示的正是西方世界的代表人物在香格里拉的风云际会。这样一些人的精神世界，与香格里拉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香格里拉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机会，也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一个认识未来，选择未来的大好机会。由此看来，他们最终的、纯属个人喜好的选择，就不再仅仅属于他们个人，而是西方世界对未来的选择了。

　　对于康韦来说，结论是明确不过的。

　　“如果计划有变，外界的脚夫突然抵达，他决不会因高兴而跳起来的，持同样态度的还有巴纳德”。

　　他当然设想过离开香格里拉重返他熟悉的西方世界之后的种种情景——“那个时刻令人狂喜，但可能也不无遗憾。接着，便是初次的握手和自我介绍;在俱乐部的阳台上饮下第一杯美酒;一张张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脸孔目视着他，一个个几乎毫不掩饰那惊讶之情;在德里，无疑将会见总督，缠头巾的穆斯林仆人右手抚额鞠躬;无数场的报告需要准备和讲演………

　　返回英国伦敦后，政务次官那松驰的手掌;报纸的采访，女性那强烈、虚假而又充满性饥渴的声音——‘康韦先生，您在西藏的那一段经历真有其事吗?’”但康韦也反问自己，“这样他会愉快吗?”“他想到戈登总督最后几天在苏丹喀士穆写下的一句话——‘我宁可像一个托钵僧随着救世主玛蒂去乞讨，也不愿在伦敦每晚外出去用餐’”。于是康韦向他的三个伙伴公开承认 “我就是相当喜欢这里”。因为在这里，“他感到生理和心理上一种奇特的解脱之感。这是真真切切的，他就是相当喜欢留在香格里拉。它的空气抚慰着人，它的神秘刺激着人，而它的总体感觉愉悦着人的整个身心。几天来，他一直在摸索着香格里拉刺嘛寺院及其属民神奇的底细。他的大脑一直在苦苦思索，而他的心灵深处却是一片不受搅扰的平静。”而在此前，香格里拉的最高喇嘛佩劳尔特己郑重其事地告诉康韦:“我的孩子，我要把香格里拉的领导继承权和整个命运交到你的手里。”

　　意味深长的是，作出那种选择的，不只是康韦一人——布琳克洛和巴纳德都决定留在香格里拉——尽管导致那个结果的动机各自不同。工如香格里拉最高喇嘛佩劳尔特所说，“布琳克洛小姐希望改变我们的信仰，而巴纳德也想改变我们——把我们变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地说，巴纳德 “决定暂时不走，再在这里小住一段时间”。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康韦他们，“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回家时有乐队高奏欢迎曲，而迎接我的将是一队警察，这使我越想越沮丧”。当有人说他的决定不过是因为 “害怕法律的制裁”时，巴纳德说，“不管怎么样，我从来就不曾喜欢法律制裁”。其实，惧怕法律的制裁并不是巴纳德决定留下的根本原因，他迷恋的，是香格里拉藏量异常丰富的黄金。

　　“巴纳德一下压低了声音，沙沙哑哑心醉神迷地说道:‘金子，我的好小子，不是别的，就是黄金!我毫不夸张地说，在山谷里有好几吨啊!我年轻的时候，是地矿工程师，我并没有忘记矿脉的模样。相信我，这里的金矿富得和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附近的黄金高地一样高，而且开采起来还容易十倍。你以为我每次到山谷里去总是寻欢作乐吧。不，一点儿也没有，我清楚自己的作为。’”

　　经过周密的活动，巴纳德甚至得到了当局完全的许可，同意让他随意勘察整个山谷。他对康韦说，“也许英国人美国人一旦知道我能告诉他们一条淘金之路时，他们就不会那么迫不及待地要把我投入监狱”。为了让香格里拉以外的人相信他即将提供的那份有关香格里拉盛产黄金的报告，他恳求康韦说，“全部要干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把你的名字签在我的报告上”——他已充分地考虑到他的金融诈骗犯的身份不容易让人相信。为此，他许诺为他们俩人的“珠联璧合”，将“我们得到的一切东西都二一添作五，各得一半”。

　　在那场讨论中，布琳克洛小姐坚决地表示说，“说老实话，我也想在这里呆下去”。对包括康韦在内的另外三个人异口同声的惊异，布琳克洛小姐说，“你们听着，我一直在考虑我们怎么会来到此地的。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在这所有的一切后面，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而那种神秘作用在她看来，“除了上帝的旨意，还可能是别的吗?我是被上帝派来的，我要留下来。”当马里森问她是不是 “希望在此地传教”时，她说，“不仅仅是希望，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打算，我知道该如何与这里的人们相处。我自有良策，他们当中没有人会成为拦路虎的”。

　　惟一不愿留在香格里拉的只有马里森。马里森尽管迷恋上了香格里拉寺里惟一一个女性，满洲女人罗珍，却并不准备留下，他的全部心思，是要和罗珍一起逃出“香格里拉”。他认定罗珍是香格里拉的受难看，怀着解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方式的英雄主义，他要让她与他一起逃离香格里拉，演出一场英雄救美女的古老戏剧。但事实上，那依然不是他的真实动机。他宣称，“有关未来战争的说教对我来说相当空洞”，而  “选择一个短暂却是快活的人生”才是最最重要的。正像康韦事前预料的那样，“巴纳德和布琳克洛小姐做出留下来的决定，这在康韦看来是有益无害的。但这显然一下把马里森与他本人置于对峙之中”。果然，直到最后，当得知马帮与脚夫己经到达香格里拉，马里森与罗珍决定一起离开时，康韦依然表示，“我根本没有丝毫回到那种生活的欲望”。急切的马里森那时开始大喊大叫，“你简直没有头脑!”“你病了，康韦，这就因为你病了!你向来沉着而我老爱激动，但是不管怎么说，至少我神志清楚，而你却疯疯颠颠!在我去巴司库之前，他们警告过我，当时我认为他们错了，但现在我看他们并不见得错……”他说，人们普遍认为“你在战争中被爆炸震伤了，从此变得古里古怪。”说完他们握了握手，马里森就转身离去。但很快，马里森又回来了，这个极其 “现代”的英国小伙子，居然没有胆量靠一条绳索从陡峭的山崖上溜下去——作者就这样一笔勾销了马里森式的英雄主义。面对马里森，康韦生命中的西方英雄主义与东方儒道情结同时启动了，他 “感到的只是对马里森的借爱，他必须帮助马里森，他注定要像千百万人那样，不顾一切地跃然而成为一个助人为乐的英雄”。最后，他们一起出发了。

　　而在小说的结尾，正如我们一开始就知道的那样，康韦重新踏上了寻找香格里拉的旅程——也就是说，康韦当时之所以要离开香格里拉，只是暂时的，目的不过是要把马里森送出去——他并不勉强马里森留在香格里拉。正如作家暗示的那样，康韦在送马里森的路上，一定遭受了非人的艰难，以至衣着褴褛的康韦躺在那所教会医院里一直昏迷不醒。我们并不知道康韦究竟遭受了什么灾难，但从这灾难造成的结果来看，那一定是令人惊骇的、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但是，康韦不仅令人惊叹地苏醒过来了，还再一次踏上了前往香格里拉的旅途。如果他能够找到归路，那就一定是他离开香格里拉的那条路。他明知那条路的艰难，却依然义无反顾地去了。借此，作家不仅暗示了人类寻访香格里拉的艰难，也完成了对他心目中那个真正的英雄康韦的最后塑造，还明确不过地向读者传达了他借康韦表达出来的价值取向。

　　四个被劫持到香格里拉的人，就那样结束了他们在香格里拉的表演:不同的来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以及不管最终是走还是留的不同的动机。即便是在留下来的三个人中，真正准备献身香格里拉的，也只有康韦一人。

　　就这样，詹姆斯·希尔顿让整个西方世界在“香格里拉”风云际会，并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尽管巴纳德与布琳克洛小姐的留下，对所有的西方人多少有一种 “诱惑”之嫌，初读之，作者似乎是在鼓动西方到香格里拉来淘金与传教，然而我既不相信巴纳德会完成他的淘金计划，也不相信布琳克洛小姐会实现她的传教梦想——从根本上说，巴纳德的黄金开采计划，与香格里拉对金矿的“适度开采”原则是完全相悖的;至于后者，尽管看起来布琳克洛小姐的那一梦想似乎与香格里拉的宗教原则并不相违，但作者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价值取向:即使像佩劳尔特那样坚定的基督教徒，最终也饭依了佛门。何况，答应让他们二人留下来的佩劳尔特喇嘛，已在与康韦的最后一次谈话后溢然去世。佩劳尔特喇嘛所作的所为——“这样的计划是无害的，他们将会为之非常愉快地度过时间”那一允诺，己经成了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而要让张姓管家等人执行那个决定，是困难的。在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中，对康韦关于在“既无警察，也无军队”的香格里拉，其“法律和秩序最终的基础是什么”的疑问，“张回答该地犯罪极为罕见……蓝月山谷当局的主要宗旨是反复向居民灌输良好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感到一些事情是 ‘不能干的’，一干便会失去生存的位置”。张姓管家还说，“我们信奉的是要管得完美，就没有必要管得太多”。当康韦说“可你们没有任何民主的方法，例如投票之类的”时，张姓管家说，“没有的。对于那种宣称自己的政策是完全正确，而别人的则是完全错误的宣言，我们这里的人是受不了的”。听到那里，“康韦笑了。这是一种奇怪但却是和谐的态度”。

　　我们曾说，在书中，马里森代表的是政治，是那时盛行于西方的享乐主义，实际上，他也代表着某种非理性;女传教士布琳克洛代表的则是西方的宗教，当然，她同时也代表西方宗教即将开始的对“香格里拉”的宗教改造。同样，巴纳德代表的是西方金融，是对财富的无限度的聚敛，也是贪婪与狡诈，是巴纳德即西方经济试图通过开采黄金对香格里拉即大自然实行的索取，甚至掠夺。如此看来，詹姆斯·希尔顿事实上是在暗示，这样的“改造”和“索取”都将归于失败。这就是说，詹姆斯·希尔顿真正欣赏的，只有那个康韦——他代表的，正是人类的理智，是人对作为大自然化身的香格里拉的认同和皈依。他既坚定，又富有灵活性。为了他钟爱的马里森，还有那个他也在悄悄爱着的满族女子罗珍，在关键时刻，他不惜陪同马里森与罗珍走了一趟。在小说的开头，我们己经看到，为了那次十分冒险的出走，康韦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他被人救到一家教会医院时，“穿着当地的衣服，而且破得不能再破。当他被修女搀扶进来时，已经病得只剩一口气”;小说中的拉瑟福德见到康韦时，康韦已“满脸胡须，面容大改”，甚至完全失去了记忆。

　　作为一个作家，詹姆斯·希尔顿似乎特别喜欢让他作品中的人物 “失去记忆”。在詹姆斯·希尔顿出版于1941年的另一部著名小说 《鸳梦重温》(中国翻译本书名为 《恢复了记忆的人》，彭恩华、刘晓瑶译，花城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他写的那个英国绅士查理·雷尼埃，同样是个失去过记忆的人。查理·雷尼埃年青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对德作战中中弹受伤，得了炮弹震荡恐怖症，留下了部分记忆无法恢复的后遗症。二十年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成了工业企业家，但他对年青时从受伤至神智清醒之前三年时间里发生的一切，记忆上仍然是一块空白。生活中，他仿佛总是在寻找什么，实际上是在 “回忆”和 “追寻”着那期间给过他无私帮助与温存的位姑娘。这时，心理学家兼记者的哈里逊对雷尼埃这种 “部分记忆丧失症”发生浓厚兴趣，帮助雷尼埃尽可能拾回记忆的残片;从雷尼埃的熟人那里了解有关他的许多经历与细节，引导他沟通起记忆的通道，还特地请许多著名精神病学家、医学博士与之交谈，分析引导;同时还陪同他 “故地重游”，用现场情景与事物去唤起他失去的记忆……终于，雷尼埃的记忆得到了完全恢复，也弄清了他长期以来怅然若失而意欲追寻回来的那位姑娘，就是他现在的妻子。该书作为詹姆斯·希尔顿的另一部名著，同样曾被改编成电影，在英国和西欧轰动一时。显然，在《鸳梦重温》中，詹姆斯·希尔顿借助主人公记忆的失而复得，表达的正是主人公对美好爱情的追寻。而最后，那个令他念念不忘的姑娘竟然就是他现在的妻子这一结局，也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作家的一个基本的思想:真正美好的东西，就在我们身边。当我们没有失去它时，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而一旦失去，才感到了某种深深的缺憾;于是我们只好再度去寻找。

　　而在早于《鸳梦重温》的《失去的地平线》中，詹姆斯·希尔顿则第一次运用了“失去记忆”这一情节。从失去记忆这一情节在作品中的作用来看，后者显然要深刻得多。查理·雷尼埃在记忆中失去的，只是一个姑娘，是否能找到那个记忆的姑娘，关乎的无论如何也只是他个人的幸福，虽然个人的幸福并非无足轻重;而在 《失去的地平线》中，康韦记忆中失去的，却是一个人人都能够享用的和平宁静之地“香格里拉”。就其份量来说，一个姑娘，哪怕她再美再好，显然也无法与一片人类应该与之和谐相处、同时能让人类幸福生存的土地相比。康韦是作为人类的代表，失去对进入“香格里拉”的道路的记忆的，而在书中，“香格里拉”正是地球母亲的代表和象征。仅就这一点来说，“失去记忆”这个看似并不起眼的情节，实际上却寓意深远，对当代人类简直有着惊世骇俗、震聋发聩的作用。人类是土地养育的，而人类竟然忘记了我们口口声声叫做母亲的那片土地，这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么?

　　康韦的失去记忆，或许有着因受到意外伤害等多种原因，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失去对地球母亲的记忆，却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值得同情与理解的理由。詹姆斯，希尔顿借用“失去记忆”这一情节，表达的正是他对那些对大自然忘恩负义的人类的深深的谴责——人啊，再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母亲——土地了!

　　于是，一且清醒过来，康韦便再一次踏上了寻访香格里拉的旅程。而这，或许正是詹姆斯·希尔顿最想传达给他的读者的东西:人们啊，去吧，到香格里拉去吧，那里才是每一个像康韦那样性格坚定、知识渊博，外表英俊、富于献身精神并对这个世界真正具有责任感的人的最后的、也是真正的归宿。

　　也许我们不会完全同意詹姆斯·希尔顿对康韦的认定，也不能赞成詹姆斯·希尔顿关于康韦正是代表未来人类世界的理想人物的暗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毕竟，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詹姆斯·希尔顿，与我们在价值观念上有着巨大的差别。然而，我们却无法指责詹姆斯·希尔顿的时代局限:他终究是一个生活在三十年代的英国作家，能在那个年代对世界有这样的洞察，已非常难得。

　　这就是结论既是詹姆斯·希尔顿在 《失去的地平线》中的结论，也是20世纪末，我们在寻访了整个迪庆香格里拉后的惟一结论。到此为止，我们终于发现，詹姆斯·希尔顿的《失去的地平线》，以及他在书中描绘的“香格里拉”，只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一个忠告，一个悬念。

　　作为一个隐喻，在西方盛行的享乐主义、宗教狂热与拜金主义与人类必须崇敬、保护大自然等观念的较量中，詹姆斯·希尔顿显然站在 “香格里拉”即大自然一边。
作为一个忠告，香格里拉奉行的“适度”哲学，则是《失去的地平线》对整个人类的一个并非多余的劝戒——爱护大自然，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爱护人类自己，与一切有着与自身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和睦相处，正是人类拯救地球也拯救自己的惟一出路。

　　“而作为一个悬念，人类寻访乌托邦式的梦想以及充盈于整个香格里拉的大自然的神秘与灵性，都将是永恒的。香格里拉就是自然，就是历史，甚至也是生命与人生。

　　与20世纪30年代的康韦不同，如今要进入迪庆香格里拉，已非常容易，自从昆明至大理的高速公路和从大理至丽江的高等级公路通车，从昆明乘车去中甸完全可以当天到达，而自从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中甸的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通航，乘飞机只需要45分钟。然而，比大地上的距离遥远得多的，是我们与香格里拉之间存在的心灵上的距离。我说过，香格里拉是一个隐喻，也是一个忠告，还是一个悬念;而与此同时，香格里拉还是一片纯粹的、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原始风貌的自然景观，也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乐而忘返的现代旅游地，甚至在科学的意义上，它还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进行自然资源调查，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的理想之地。每个准备进入香格里拉的人，都存在 一个准备去那里干什么、给它带去什么，又从它那里得到什么的问题。

　　我坚持认为，香格里拉更多的还是一个心灵概念，不同的人在进入香格里拉后究竟能寻找到什么，体悟到什么，永远是因人而异的。就像詹姆斯·希尔顿在 《失去的地平线》中早已描述的那样，康韦对香格里拉有的是敬仰，从而决心为它献身;外交官查尔斯·马里森尽管对香格里拉有的只是厌恶，却意外地在那里找到了他的爱情;女传教士罗波达·布琳克洛在那里找到的是一片进行传教的土地，梦想在那里代表上帝拯救那些 “异教”的灵魂;金融诈骗犯亨利·巴纳德却在那里发现了一片开采不尽的金矿，于是再 次萌发了他永无厌足的发财梦………

　　当代的人们去到香格里拉也一样，也会怀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梦想    你或许会在那里寻找到宁静、悠远与大自然之壮丽;也可能满眼看到的只有荒凉与无聊;可能你在那里会体味到富足、充实与神奇，也可能会失望地感到荒诞、空洞与劳顿，可能你会在那里寻找到原初之美、朴实轻松，也可能会更深地沉迷进奢华、享受与物欲，你当然还可能会在那里思索理想、奋斗与献身的含义，也可能会在那里肆意践踏、索取与掠夺……总而言之，在那里，一百个人，会在那里找到一百个不同的香格里拉，而每个人都会在那里找到自己心中与别人不同的香格里拉。真正的香格里拉在那里?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只有用心灵去寻找的地方，只会存在于你的心里，在你的性情之中，在你的灵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