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访香格里拉:从尼泊尔到印度到整个世界——在中国:香格里拉是个名牌商标吗——孙炯，一个年轻人的香格里拉之梦——那天，康巴汉干枯桑顿珠整整一夜思绪翻腾—－1996年春节的中甸，瑞雪飘洒;关于香格里拉，格桑顿珠与孙炯谈兴正浓——迪庆香格里拉:来自新加坡的第一批参访者——彩云之南，对一片土地的重估。从“云南省香格里拉旅游开发工程课题组”到云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民间反馈:互联网上一个有关香格里拉的帖干，署名“爱薇”。

　　现在，我们该来说说发生在云南的有关香格里拉的故事了。

　　自1933年长篇小说《失去的地平线》问世以来，自1937年电影《失去的地平线》放映以来，伴随着对“香格里拉”的反复炒作，一场世界性的寻访 “香格里拉”热一直历久不衰。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假“香格里拉”之名大肆鼓噪，印度、尼泊尔等国还先后声称，他们已在其境内找到了香格里拉的真实所在。

　　1957年，印度国家旅游局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位于印度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冰峰下的巴尔蒂斯坦镇，正是人们寻找已久的“香格里拉”。他们与著名的“假日集团”合作，对该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开发。从那时开始，巴尔蒂斯坦这个过去一无人知的小镇，在三十多年中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旅游者，为印度创造了近七亿美元的旅游收入。

　　山地之国尼泊尔的木斯塘，从1992年起也以“香格里拉”的名义，向整个世界开放，迎来了成千上万的旅游者。

　　事实上，通过因特网，我们看到，在 “桃花源”的名义下，世界各地似乎都有被标注为 “香格里拉”的旅游地。

　　甚至，在某国的一个被称为“香格里拉”的旅游点，还煞有介事地停放着一架世纪之初的老式飞机，注明那就是长篇小说 《失去的地平线》中康韦一行乘坐过的飞机。

　　就像当今世界屡屡发生的商标和域名抢注一样，那些抢先宣告找到了香格里拉的人们，热衷的显然并不是 “香格里拉”的深邃内涵，而是由它的异域情调和乌托邦梦幻造成的让人过目难忘的品牌效应，以及它所蕴含的极高的经济价值。他们需要的是 “香格里拉”这个响亮的名字。

　　问题是所有那些宣告并没有因为它的“抢先”成为事实，人们最终发现，尽管所有那些被宣称为“香格里拉”的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景观，但其自然风貌、人文景观与历史文化，郡与小说中描写的相去甚远。香格里拉依然是一个梦幻，虚无缥缈，可望而不可及。即便如此，人们似乎也并不那么较真，依然乐于去那样的地方消磨他们的时光，短暂地满足一下他们对于真正的香格里拉的梦想与渴望。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那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香格里拉寻访热中显示出来的不懈的热情。

　　任何一个人，都逃离不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又开始在天边聚集。无论“十月革命”在20世纪末的命运如何，但它在当时世界上最守旧的俄国取得的成功，就像一枚扔在一座城堡里的炸弹，在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世界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震动了欧洲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整个世界范围里游动，人们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那正是西方的大萧条年代，资本主义世界自身固有的矛盾也越来越深。1929年美国发生的华尔街股市大崩溃，拉开了全球第一次经济大衰退的序幕。几乎与詹姆斯·希尔顿同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正是在1936年，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该书的主要部分，正是对当时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作出的回答和对策。凯恩斯在那本充满了忧伤与沉思的书中指出，企业家们不再投资，英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失业，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甚至没有人能对2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作出解释。西方的价值观因此受到质疑。于是，在饱受军备竞赛、经济危机与工业污染之苦的西方，一些开明人士开始转向东方，以寻求人类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世界是混乱的，在一部描写当时巴黎生活的电影中，有这样两句话:“所有的派对都成了政治集会，所有的政治集会都成了派对”。电影中，纸醉金迷中的男男女女，一面沉溺在寻欢作乐之中，一面又打着 “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巨幅横标上街游行。它显示的既是欧洲对政治的恐慌，同时又是对政治的迷醉。一个子虚乌有的极乐世界，或许是他们对欧洲面临的可怕未来的最有效的逃避。我们无法断定，詹姆斯·希尔顿的这部小说就一定是对那个混乱年代人们寻找出路的直接写照，但它至少也是对那个年代人们精神世界的间接反映。时光转眼就到了20世纪90年代。

　　那股起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寻找 “香格里拉”之风，直到90年代中期，才缓缓吹进了中国。 历经将近半个世纪的封闭与隔绝之后，80年代初，“香格里拉”带着某种新鲜、陌生的异国情调，出现在中国。和许多人一样，头一次听到这个字眼时，我觉得那就像一个来自异国的名牌商标，跟“阿迪达斯”、“可口可乐”、“皮尔·卡丹”等等名牌商标一样，与西方、现代、昂贵、享受、奢侈，甚至艳情与肉欲几乎是同义语。后来我又听说，那只是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的店名。即便如此，这个事实仍难以改变它最初在我心中造成的那种与奢华、享乐的某种说不清的纠缠。不管怎样，我想，它并不属于我，不属于我们，不属于众多还在为生存焦虑的普通人，而只属于那些西方旅游者，与众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相去太远。普通的中国人，永远难于走进 “香格里拉”——如果它真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话。

　　1991年2月，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了《失去的地平线》的申译本，译者郑启五;书名干脆改成了《香格里拉》，在中国出版业已进入为争夺市场份额而弹精竭虑的90年代初，出版者的用意，显然在于这本翻译小说的热销。以我这样多少喜欢读点书的人的感觉，《香格里拉》出版后并没有立即出现畅销的势头，它的第一次印刷，只有可可怜怜的5000册。但投下的石头总算溅起了涟漪。国内一些敏感人士，正是在那时，开始了对 “香格里拉”的研究与思考。尽管那时，原书已出版半个多世纪，却出人意料地在中国带来了对“香格里拉”的一番新的狂热的寻访。

　　对香格里拉的先期寻找，就那样在昆明悄悄地进行，采用的完全是某种民间形式。其中的几位主角都是云南人——恰巧，他们都是我早已相识且相处甚恰的朋友。他们之中，有年轻的旅游工作者孙炯;也有像云南省文联的朱运宽、《云南日报》的张福言那样迷恋香格里拉的作家、记者，有周善甫那样老一代的纳西族学者，还有像和中字那样的普普通通的文化人。随后，又不断地有人加入进来:《云南画报》记者、摄影家张金明，年轻的摄影家何祥………

　　任何发现，都离不开某些偶然的因素。迪庆香格里拉的发现与确认也一样，它似乎从头到尾都有一些偶然的因素——不管是在世纪之初还是世纪末。

　　20世纪30年代，香格里拉被英国那双有着“剑桥蓝”式眼睛的康韦发现，借助的是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探险故事——显然，那完全是一种虚拟的方式。

　　到了世纪末，香格里拉被认定在中国云南的迪庆，其间又是一个漫长的故事——这次，却一直是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的。

　　虚拟与现实之间，呈现出又一次有趣的转换。

　　出现在世纪末这个故事开头的，是一个叫孙炯的年轻人，汉族，从云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一直在云南旅游集团公司的一个旅行社工作。1995年春天，孙炯在北京参加全国优秀导游员考试。参加那次考试的，是从全国数万名导游中推选出来的一百五十多个导游。那次考试的直接结果，是年轻的孙炯获得了国家旅游局颁发的“全国优秀导游”称号，成了当时云南仅有的几个获得过该称号的旅游工作者之一。现在回想起来，孙炯从那次考试得到的，绝不只是那个称号，而是香格里拉这个字眼对他的深深触动以及由此引发的的思索。

　　那次考试中的一道试题指出，香格里拉这一为世人熟知的英语词汇，最早出现在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长篇小说 《失去的地平线》中，而它的真正源头，却出自中国西南某一地区的藏族方言。那儿行字让孙炯为之一震:他所在的云南，不正是中国的西南么?那么，香格里拉会不会就在云南，就在云南藏区?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孙炯常常在为那个问题苦苦思索，以至弄到寝食不安。不久之后，孙炯得到了已在广东旅游出版社翻译出版的《香格里拉》那本长篇小说，我们已经知道，那正是詹姆斯·希尔顿的长篇小说《失去的地平线》在中国的第一个版本。孙炯把那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他的目光总是停留在该书的最后一行字上，久久难以挪开。詹姆斯·希尔顿在那本书的最后借拉瑟福德之口间道:“您认为康韦最终会找到香格里拉吗?”小说就以这样一个疑问或说是悬念结束。掩卷凝思，恍馏间孙炯觉得，那好像既是在问所有的云南人，也是在问他。

　　我在听到他的这段经历时立即想到，孙炯能迈出第一步，须有一些必备的条件，其中的每一个条件，几乎都与孙炯的人生经历有关。当他的人生之路走到1995年时，偶然发生的那次考试，以及偶然看到的“香格里拉”这一字眼，所以能引发他对 “香格里拉”的思索，又是必然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孙炯都对文化相当迷恋。在云南丽江工作期间，他曾迷上了丽江纳西文化，甚至在偶尔看到了一幅纳西族著名画家周霖的画作之后，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周霖先生的胞弟、著名纳西族学者周凡即周善甫先生，拜其为师，欲深入地学习纳西文化，而对熟悉丽江纳西文化的美国学者洛克、俄国人顾彼得等人的著作，他都有相当的了解。当然，对与丽江毗邻的云南藏区，比如中甸、德钦等地，也相当熟悉。凭着他对丽江与中甸的了解，他开始思索，一心想揭开“香格里拉”之谜。

　　丽江古城大研镇永远是迷人的。即便在阳光下，鳞次栉比的明清民后，也如一幅黑白照片，风情悠远。古城深处，玉河之畔，一座清幽的小院里，每晚都要演出的纳西古乐，常常会把人带回遥远的年代。几年前，我在丽江呆过些日子，每天早出晚归，只要不太累，都要走进古城，在四方街宁静的街巷里随意走走。小街小巷纵横交错，如一盘古老的棋局，深奥莫测，人世黑黑白白的棋子下了一个又一个世纪，至今没有结局。弈棋的高人不见身影，但我知道，他们就在某座不远的老屋。几乎每次，我都要在大石桥那里坐一会儿，闭上眼，听桥下流水如歌，然后绕到纳西古乐会的那座院子前，有时进去，有时并不一定进去，但听听从院子传出来的古乐声，则是无论如何也不碍事的。

　　在孙炯心中，丽江曾以一种迷人的田园风光，征服过他，也征服过无数到过丽江的人。那么，中甸呢?迪庆呢?虽然他也曾多次到过中甸，但把中甸、迪庆与香格里拉联系起来，抱着要从中找到它与香格里拉的关系这一目的的探访，他至今也还没有做过。于是，他很想再去中旬，去到那片神性的土地。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正在面临一个重大的发现，也正在面临着自己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但是，对纳西族学者周善甫以老师相称的孙炯，早就有了一种远远超越他实际年龄的老成与持重。行前他没有作任何张扬，他把那个时时都在冲撞他心灵的秘密深深藏在心里，打算以一种非常低调的方式开始他对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作为一个年轻的、刚刚工作了不几年的大学生，他显得比他的同龄人似乎要成熟得多。他知道他需要等待时机，需要一个恰当的机会——他深知，要真正完成对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与确认，仅靠他个人是难以完成的。正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孙炯常常与他的一些朋友在昆明聚会。一杯清茶，一顿便饭，足够他们在喧闹的市井中彻夜长谈。深藏于昆明翠湖之畔一个老街区中的翠云楼饭馆，正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偏于一隅，古风依旧，闹中取静，经济实惠或许，翠云楼正是那时他们能找到的谈论香格里拉的一个最经济也最合适的地方。从最初的一两个人，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卷进来，那样的探讨逐渐走向了深入。孙炯深知仅靠他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必须借助于更多人的智慧。同样，他也需要耐心，需要时代给予他的机会。

　　然而，不管怎样，那个在云南寻找与发现香格里拉的梦想，就像一个孕育于母腹之中的胎儿，已经在他年青的心中躁动。带着一种青春的梦想，孙炯踏上了他人生中一段崭新的历程。

　　1996年2月，正是农历春节时候，以考察一条新的旅游线路为名，孙炯邀约他在丽江的朋友习梅英、和向前等专程前往中甸。从大年初一到初三，他们带着英文版的 《失去的地平线》和中译本 《香格里拉》，对照考察了碧塔海、松赞林寺和白水台主要景点。经过几天的寻觅，一条新的旅游线路已初现端倪。而在孙炯心中，一个更为博大的计划已经逐渐形成。他更加相信，迪庆与香格里拉之间，有着某种深深的关联。但是，这种感性的认识，必须经得起科学的检验。再者，要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一个地区的自觉行动，真正让全世界承认 “迪庆香格里拉”，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

　　有心者事竟成。

　　浑然不觉之中，机会正一步步地向他走来。

　　大年初三晚上九点，孙炯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回到迪庆州宾馆。那时，所谓迪庆州宾馆，实际上只不过是迪庆州的招待所，房间和设施都还非常简陋，却是中甸惟一的宾馆，过去孙炯曾多次在那里住过。那天晚上，当他走进迪庆州宾馆时，显然还没有意识到他所梦想的那个机会离他已然只是烟咫之遥。那个时刻，在许多人眼里，与他们虚度过的许多时刻简直就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事后证明，无论对于孙炯本人，还是对于迪庆香格里拉，那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那天，就在宾馆的走廊里，孙炯迎面碰到了迪庆蔑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格桑顿珠。

　　孙炯那时还不认识格桑顿珠，当格桑顿珠从走廊的另一端走过来时，孙炯的一个朋友小声告诉他，那就是格桑顿珠，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机会尽管总是在瞬间降临，但偶然中从来都包含着某种必然。

　　就在那一刹那，孙炯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而一旦意识到了，他就绝不会放过那个机会。

　　孙炯迎上前去，对格桑顿珠说，·格桑书记，我有个想法，想与您聊聊。

　　格桑顿珠后来回想说，那天他看见孙炯手里拿着一本书向他晃了晃。刚开完会的格桑顿珠，正要准备回家。他或许以为，那个年轻人只是一个到中甸旅游的普普通通的旅游者，遇到了什么困难，想找他解决。为外地到中甸的旅游者排优解难的事，格桑顿珠不知已做过多少——中甸那时的条件委实太差了，一个偶然来到中甸的人，难免碰到许多困难。而作为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主要负贡人，格桑顿珠似乎觉得他有义务为每个来迪庆的外地人尽上地主之谊。奇怪的是，那个年轻人并没有向他诉说他有什么困难，而是邀请他到房间里坐坐。他说他住在二楼。格桑顿珠几乎没有任何推辞就答应了。

　　于是，格桑顿珠随孙炯到了他在二楼的那个房间。

　　他们简单地聊了几句。我们忘了提及的是，孙炯不仅非常善于言辞，且极具鼓动性。其时，孙炯以最简捷的方式，同时又是最激动人心的措辞，向格桑顿珠转述了《失去的地平线》一书对 “香格里拉”的描绘，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格桑顿珠，说他认为小说《失去的地平线》描写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自然景观惊人地相似，并坦言 “香格里拉”极有可能就在迪庆，希望迪庆立即着手开展对迪庆香格里拉旅游资源的开发。

　　格桑顿珠，这个在迪庆高原上长大的藏族汉子，面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传达给他的这一信息，深感它来得太突然，太仓促。在短短的几分钟里，他甚至来不及作出什么认真的思考，是呵，对这样一个间题，不经过郑重的思考，谁又能做出什么反应呢?但是，格桑顿珠显然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他心里只有这样一个念头:抓住它!抓住这个机会，或许他正好能帮助他对生他养他的迪庆高原的价值做出重估。

　　格桑顿珠想了想说，这样吧，今天太晚了，明天早上，请到我家喝酥油茶，我们再细细地聊聊。

　　告别孙炯之后，格桑顿珠自己却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事实上，格桑顿珠那时是强忍着自己的兴奋，用缓兵之计，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认真思考的空间。就在孙炯对他说起迪庆可能就是 “香格里拉”的那番思考时，他突然想起了迪庆藏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松谋活佛，想起了松谋活佛为迪庆州取的 “迪庆”这个名字。在藏语中，“迪庆”与 “香格里拉”、“世外桃源”竟然不谋而合。事实上，在由中国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英大辞典上，“迪庆”一语的注释中，就明确写道:迪庆 (香格里拉)。或许这并非偶然的巧合!格桑顿珠立即意识到，一个与他提出的、要把迪庆建成中国最好的藏区之一这一目标相关联的重大事件，正在发生——从那时起，他记住了这个叫孙炯的年轻人。

　　谁也没有想到，迪庆香格里拉旅游资源开发的序幕，就在迪庆高原那个普普通通的夜晚悄然拉开。它似乎有些偶然，但谁又能说，那种偶然之中没有包含着必然的成份?

　　那晚回到家里，格桑顿珠差不多想了一夜。其时，关于要把迪庆建成中国最好的藏区之一的构想，早已在格桑顿珠心中形成:1994年，格桑顿珠开始有了那个思路，在随后云南省和迪庆州的儿次会议上，他曾多次阐述他的那个想法，并得到了云南省主要负责同志的首肯。而在三个月前的1995年11月，格桑顿珠的一篇近六千字的论文《把迪庆建成全国最好的藏区之一》，刚刚在云南省委党校主办的《创造》杂志上发表。格桑顿珠在大小会议上的那些发言、阐述和文章中，表达其实正是一个有关迪庆藏区的梦，即把迪庆建设成中国最好的藏区之一。所谓 “之一”，当然是一个谦逊的说法，事实上，他暗自想到的，是要把迪庆建设成中国最好的藏区。孙炯和他有关 “香格里拉”的思考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似乎出于某种天意——迪庆要起飞了，香格里拉或许就是为古老的迪庆插上的一副美丽而矫健的翅膀。作为一个文化品牌，它比“建设中国最好的藏区”有着更为广泛的含意，也更能被大众接受，被社会关注。

　　于是，香格里拉，这个最初纯属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一个遥远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梦幻，在它在整个地球上游荡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终于慢慢地接近了它的文化与地理源头，它真五的归宿中国，中国的迪庆藏区，变成了一个叫孙炯的年轻的旅游工作者的梦幻，此刻，又再一次与中国云南迪庆藏区一个叫格桑顿珠的藏人的梦幻融合在了一起。

　　格桑顿珠是有梦的。迪庆，是一片充满了浪漫色彩，充满了神性与梦幻的高原。作为一个藏人，他有过对在蓝天翱翔的神鹰的梦，而作为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领导人，他更是早就开始了对迪庆藏区发展道路的思索，事实上，那就是一个梦，一个关于那片古老土地的现代之梦。这个藏族赶马人的后代，这个生于中甸县尼西乡布苏村的康巴汉子，从四岁开始，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赶马人的父亲    那时，迪庆一带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身为奴隶的父亲扎史在主人的驱使下，于一个多雾的清晨告别了他年轻的妻子茨里拉姆，踏上了通往印度的茶马古道，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扎史死在赶马人的路上;也有人说他千里迢迢地到了印度，最后病死在异国它乡。无论真情如何，茨里拉姆永远失去了她的丈夫，两个孩子，格桑顿珠和他的弟弟旺杰，也永远地失去了他们的父亲。从此，格桑顿珠往往能在夜里，听见阿妈的抽噎;而与此同时，他的梦幻便常常飞出那间藏式小屋，在迪庆高原空阔博大的天宇和幽深谧静的山野河谷间飘荡。那是一个关于富强的梦，也是一个关于幸福、关于自由、关于人生价值的梦，它一直在寻找一个坚实的落脚点，一个让梦幻变成现实的契机………

　　村公所所在地的汤缅小学上学，一个新的梦开始了。可惜那个梦只做了四个月便告天折，小格桑顿珠跑回家来了——肚子太饿，饿得实在受不了了;随后，他回到了原处，放过羊，割过草，砍过柴一个农村弦子会干的事情，他都千过。但不管干什么，他的梦想从来没有停止过飞翔。1964年，为了给家里添点收入，刚刚15岁，只读过四个月书的格桑顿珠，在生产队当上了保管员、会计。一条崭新的、与他阿爸走过的完全不同的路向他敞开，而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梦幻也在孕育之中。1965年1月，他到中串参加了工作。经过一个月的文化培训，他被分配到格咱乡粮管所的拉格拉粮店。直到那时他才懂得了文化对他的重要。就在那一年，格桑顿珠生平第一次自己花钱买了一本 《新华字典》，实现了他第一个奢侈的梦。对他来说，一本小小的字典，是珍贵的。他找了一张牛皮纸，小心翼翼地把那本字典包了起来。乡粮管所事情不多，没事，他就读那本 《新华字典》;晚上，他点上煤油灯，按照部首，顺着页码，一页页地背起字典。在那里，他当过会计、出纳，粮管所主任。1977年，他幸运地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读大学，毕业后，做过迪庆州政府办公室秘书、收发员，州粮食局局长，迪庆州委常委，州委副书记兼中旬县委书记，云南省民委副主任，迪庆州委书记。

　　那时，格桑顿珠的梦，早已摆脱了狭隘的个人梦幻，变成了对整个迪庆藏区美好未来的憧憬。

　　若干年后，当他作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回想自己那时的心境时，他说，自己在迪庆所做的一切，其中最主要也最费心力的，正是藏区的发展道路间题。不管是要抓好藏区企业发展的思考，还是调整产业结构的举措，不管是关于要协调发展的提醒，还是关于 “知名度也是生产力”的判断，不管是要把迪庆建成全国最好的藏区之一的最初设想，还是有关迪庆香格里拉旅游资源开发的果敢决策，归根结底，都涉及到藏区发展的道路间题。从最初的朦朦胧胧，到最后形成迪庆人的共识，格桑顿珠不知熬过了多少长夜，新添了多少白发。

　　由于历史的原因，迪庆藏区经济上的落后是一个现实。有段时间，即便在云南，迪庆的经济发展也一直远远掉在全省后面。那时，整个迪庆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全州的财政除了靠砍伐森林，卖木头，就是向上面要钱。那样的日子当然并不好过，在省里开会，分组排名，安排发言，迪庆总在最后。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迪庆只要有饭吃，不出乱子就不错了，还想要什么呢?格桑顿珠当然咽不下这口气:迪庆真的那么落后，那么不争气么?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进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后，格桑顿珠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变得更加紧迫，也更为现实。他找来许多介绍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资料，甚至找来了 《孙子兵法》，细细地读，慢慢地想，想从中寻求到一条适合迪庆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慢慢地，他明白了——首先还是个认识问题，牵涉到的是究竟如何评价迪庆这片土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稳定是迪庆面对的最重要的、首当其冲的问题。稳定压倒了一切。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后，过分强调迪庆的特殊与落后，只把它当做一个包袱，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追求表面的稳定上面，忘记了那也是共和国的一片土地，有着自己独特的、天然的自然资源优势和丰厚的文化资源优势，需要发展也完全有可能发展，显然是错误的。迪庆的根本问题还是经济落后，是穷。不在发展中求稳定，不在物质相对丰富的基础上谈稳定，稳定就只是一句空话。为此格桑顿珠提出，从今以后，有关迪庆的困难，只由州委、州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讲，要动员大家一起来讲优势，讲迪庆的发展潜力，丰富资源。这样，才能为大家鼓劲，干起事来充满信心。他的提议得到了整个领导班子的赞同。毫无疑问，这一认识上的飞跃，是迪庆这片土地在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也就是说，对迪庆这片土地完全需要也必须重估。

　　比如，建设迪庆机场的问题，当他早在1991年提出来时，有人说，迪庆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一条，还奢谈什么飞机场?格桑顿珠的提议，最初不仅没获通过，甚至成了他留给同事和朋友的一个笑柄。但他并不灰心，他坚信他是正确的——迪庆不能循着人家走过的路亦步亦趋，必须要顺应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有超前意识，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段时间和随后的几年里，格桑顿珠一直抓住迪庆机场建设这件事不放。你不是讲迪庆藏区落后的特殊性吗?我就讲它的另一个特殊性，正是因为迪庆藏区落后，才应该加快发展。你不是讲迪庆藏区的当务之急是稳定吗?我就讲发展、建设才是稳定的基础。你不是讲各级政府都非常关心迪庆藏区的发展吗?我就讲迪庆藏区的发展必须一改过去那种一直采用的“输血”方式为 “造血”方式，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起，增强迪庆自身的发展能力。他数次到省里，数次上北京，每有机会，便以他的坚韧不拔和聪明才智，找有关部门磨嘴皮，讲道理，一个个地盖图章，一个个地签字，他相信总有一天会获得批准。

　　顺便说一句，几乎就在对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工作启动的同时，迪庆机场的建设终于得到正式批准。如今，迪庆机场已经建成，于1999年5月正式通航。当人们能够乘坐飞机前往迪庆香格里拉时，当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决定在西部建设更多的机场时，迪庆已早走那么一步。毫无疑问，能为迪庆藏区的发展赢得几年宝贵的时间，并非运气、巧合，也决非瞎猫碰到了死老鼠。说起这事，格桑顿珠有一肚子的故事。他说，迪庆机场建设中的种种周折，完全可以写一本长篇报告文学。现在看来，一是对 “迪庆香格里拉”的考察论证，一是迪庆机场的建设，正是格桑顿珠为对迪庆这片古老的藏区重新估价、重新定位的两个关键举措。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正是这两件看起来互不关联的事，为从根本上改变迪庆落后的木头财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寻找到了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规模化的替代产业——旅游业。这是后话。但就在那个寒冬之夜，格桑顿珠已经清晰地看到了这个前景。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了梦幻的迷人，梦幻的力量。一个没有梦想的人，是无趣的;一个没有梦想的干部，是成不了大器的;而一个没有梦幻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只有那些既有梦想，又能以自己扎扎实实的努力去实现梦想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强者，做成几件有益的事。当年轻的旅游工作者孙炯有关迪庆香格里拉的梦，与格桑顿珠作为迪庆藏区领导人关于要把迪庆建设成为中国最好的藏区之一的梦相互交融，成为一个更加具有前景的雄伟图景时，不仅早已作古的詹姆斯·希尔顿的香格里拉之梦，特化成一个让人们可以触摸的伟大现实，而且，对于格桑顿珠，对于孙炯，他们的梦想就不只是一个梦了。

　　回想那段往事，我们吃惊地看到，格桑顿珠对迪庆藏区的种种梦想，缘于那片土地，最后也归结于那片土地，就像从那片土地升腾而上的云雾，最终要化成雨水滋润那片土地一样。所谓 “解放思想”，就是要善于思考，善于从自身的经历中，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去吸取智慧和力量。回过头来看，格桑顿珠似乎早就意识到，对于像迪庆这样属于中国西部的一个落后地区，必须采取开发、建设的积极态度，不能靠，不能等，要开动脑筋去想，鼓起劲头去做。他的思考或许是朴素的，却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央几年后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的决策想到了一起。中央提出的关于西部大开发的决策，来自于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刻把握，也来自对包括迪庆在内的整个西部的经济、社会现实的深切了解，因而它才是正确的，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格桑顿珠早在几年前开始的对迪庆发展道路的思索，由于是从实际出发的，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才会与西部大开发这一伟大战略决策不谋而合。也就是说，他的梦想，他的思索，从根本上说，与中央的决策是一致的。

　　从包括他父亲扎史在内的无数马帮商旅走过的赶马路，到贯通整个迪庆的公路，到那条飘动在云彩之上的空中之路，作为赶马人后裔的格桑顿珠，感触良深。他似乎一辈子都在与道路打交道。而思索起来，整个迪庆走过的那条发展之路，不正是从那条茶马古道开始的么?而未来的道路，不管对格桑顿珠，还是对滇西北藏区，都更长………

　　那天晚上，格桑顿珠想得很多很多。在此之前，格桑顿珠早就清醒地意识到，在世界早就走向一体化的当今，在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对于一个地区来说，知名度就是生产力。如果 “香格里拉”真如孙炯所说的那样就在迪庆，或说迪庆可以运用这个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品牌，为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助上一臂之力，那将给迪庆创造一个怎样美好的情景?

　　夜已深了，格桑顿珠仍在心中勾画着迪庆、迪庆香格里拉的明天………

　　第二天一早八点不到，孙炯一行如约来到格桑顿珠家，在那间藏式布置的屋子里一边喝酥油茶，一边继续有关迪庆香格里拉的交谈。格桑顿珠打开了一大幅迪庆地图，地图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的壮阔景观清晰可见。窗外，那年中旬的第一场雪下得纷纷扬扬。孙炯拿着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就香格里拉的来龙去脉向格桑顿珠作了详细介绍。他们谈了很久很久。格桑顿珠最后说，如果香格里拉真在迪庆，我现在就己看到了它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文化和经济价值。这是提高迪庆知名度、打开迪庆通向世界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格桑顿珠留下了孙炯带去的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并希望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有关资料。

　　两周后，孙炯给格桑顿珠寄去了一大包有关香格里拉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1996年4月，应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邀请，经孙炯联络，由新加坡报业集团、新加坡国家电视台和几位旅游界人士组成的 “新加坡寻访香格里拉考察团”一行十二人，由孙炯、朱运宽陪同，到达中甸，开始了他们对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与考察。那次考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云南航空公司为考察团提供了全程往返机票，昆明两家最大的宾馆翠湖宾馆、昆明饭店为考察团提供了在昆明的住宿。就在迪庆州宾馆二楼的会议室里，格桑顿珠向客人详尽地介绍了迪庆、中甸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中甸委书记齐扎拉从中甸县的角度，对迪庆香格里拉的开发作了许多重要补充。客人闻之，兴奋不已。在随后的十天时间里，新加坡考察团的客人在游览考察中，对迪庆、中甸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大为赞叹，回新加坡后，在当地报刊、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上，对迪庆香格里拉作了大规模的图文报导。他们详尽地描述了“迪庆香格里拉”的美丽神奇，热情赞美迪庆那由金字塔形雪山、草甸和高原湖泊组成的旖旎风光。当然，也有人对香格里拉是不是真在迪庆或多或少还尚存疑虑。然而，一家传媒在一篇整版报道的末尾写道:“这个问题重要吗?朱运宽先生说得好:‘香格里拉到底存不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来到这里我们心中已经无忧无虑、远离凡尘琐事，像是真的到了世外桃源一样。’迪庆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它的原始能和香格里拉挂钩，实在再理想不过。”

　　这就是人们对迪庆香格里拉最初的印象。

　　当年8月，经云南航空公司联络，应新加坡最具实力的曾氏兄弟集团的邀请，以格桑顿珠为团长、孙烟为领队的，成员包括迪庆州歌舞团演员张中华、段红达、卓玛拉初、金安娜姆等人的“云南香格里拉旅游宣传促销团”，作为云南第一个到海外宣传迪庆香格里拉的代表团，抵达新加坡，参加 “1996年秋季新加坡国际旅游展”。他们以反映迪庆风光的图片展、藏族歌舞表演和迪庆高原的土特产、工艺品等，配合当地有关部门对 “迪庆香格里拉”作了进一步的宣传和展演。新加坡报刊、电视台对格桑顿珠一行在新加坡的宣传活动作了大量报道。随后，1996年8月12日，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公使聂海清先生受中国驻新加坡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傅学章的委托，在大使馆会见了格桑顿珠。聂海清高度评价了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这次宣传活动，他告诉格桑顿珠，现在，新加坡各大媒体都在谈论在中国云南发现了香格里拉，你们这次出来宣传可以说效果很好，宣传了云南，也提高了云南的知名度，很了不起!

　　回国后，格桑顿珠立即向当时云南省政府负责旅游工作的牛绍尧副省长汇报了开发迪庆香格里拉的初步设想，得到云南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牛绍尧副省长当即拍板:由云南省政府政策研究室牵头，会同云南省政府办公厅、云南省旅游局、迪庆藏族自治州州政府及省级有关部门参加的“云南迪庆香格里拉旅游开发课题组”正式成立，邀请数十名专家、学者，从文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地理学、藏学等诸多学科人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考察、研究与论证。

　　“课题组”由云南省副省长牛绍尧任总顾问，迪庆州委书记格桑顿珠、云南省旅游局局长刘平、迪庆藏族自治州州长康仲民任顾问，云南省政府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车志敏任总负责人，中甸县委书记齐扎拉任综合组组长。

　　那是1996年10月，一场由中国云南省政府出面组织的，在中国云南寻找香格里拉的探访，正式启动。一批又一批专家，前往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峡谷、草甸、河流和藏族村寨进行实地专题考察;一次又一次专题性的研讨会，对迪庆香格里拉的现状、前景和规划进行着论证;一篇又一篇有关发现迪庆香格里拉的新闻报导、专题文章，在国内外各大传媒登载………

　　在那之前，我跟孙炯等人已经有过多次交往我们的交谈，起初多半是我们共同着迷的丽江纳西文化。当他在翠云楼头一次向我说起 “香格里拉”时，我始终有一种痴人说梦之感。我仿佛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走入某个梦境。如果事情真像他们说的那样，也许“香格里拉”就要从缥缈的半空，从遥远的天边归来，落到我们可以触摸的某片大地，就像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终于回到了它的故乡。我的惊诧是巨大的，虽然我的怀疑也是巨大的。

　　“云南迪庆 ‘香格里拉’旅游资源开发课题组”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对迪庆香格里拉旅游资源开展大规模的调查，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察、历史追踪和资料查证，在云南迪庆发现了与 《失去的地平线》一书所描写的地理景观、人文特点相一致的充分证据。

　　研究取得了尽管是初步的，却又极为丰富的成果。

　　1997年9月14日下午三时，面对来迪庆参加中国第二届滇、川、藏、青毗邻地区艺术节的中国各大藏区的代表和国内外宾客、记者数百人，云南省人民政府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政府在迪庆州首府中甸举行新闻发布会，庄重宣告———香格里拉就在云南迪庆。

　　在中国最偏远的省份云南的一个最偏远的藏族自治州所作的这一宣告，自然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当天夜里十点，英国广播公司 (BBC)向全世界广播了这一消息。紧接着，国内和云南省的各大新闻媒体，以及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金融时报》，美国的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西雅图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时代周刊》，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香港的《南华早报》、《亚洲周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海峡时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等国际主流新闻传媒，都用大幅版面对此作了报道。

　　如果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世界性的寻访 “香格里拉”热，寄托了人类对 “世外桃源”美好生活的千古憧憬，表达了人类社会崇尚真善美的共同愿望，并且在一个崭新的层面上，道出了人类对于大地的崇敬与膜拜，那么，迪庆香格里拉的发现和确认，中国人    具体地说是云南人——为这一寻访画上的这个完满的句号，无疑是对整个进步人类的深深的告慰。

　　当然，也有人对这一宣告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表示怀疑。“迪庆香格里拉”新闻发布会就在新建的迪庆宾馆的二楼会议厅里举行，一位国内记者当面质询新闻发布会的主持者:你们的结论，是出于科学的态度，对一种文化现象的负责任的阐释，还是为发展迪庆旅游事业而做的新闻炒作呢?主持人回答说，当然是前者。不过，显然，那样的回答并不能完全解除那位记者心中的疑虑。

　　对此，就在那个新闻发布会后，我曾与孙炯作过几次交谈。我从与他的几次交谈中，更加深切地懂得了所谓香格里拉，特别是迪庆香格里拉的真实含义。

　　说到底，所谓 “香格里拉”，不过是一个与某片土地有关的梦幻。宣告 “香格里拉”在迪庆，无异于说，有一片关于大地的梦幻在迪庆。听起来，这未免有点儿滑稽，然而稍加思索就会发现，事情并不像逻辑演绎出的结论那么可笑。

　　事实上，香格里拉所记述的，无非是一个有关大地的梦幻故事。在这里，大地不再是一个在人类心目中可有可无的、冷冰冰的客体，一个仅仅作为人类的栖居之地，供给人类粮食、衣物而又从不索取回报的大恩大德的施主，而是一个融人了人类的智慧与心血，存放着人类全部理想的寓言，一个给予人类以精神滋养和灵魂慰藉的审美对象。从这一点来看，宣布香格里拉就在云南迪庆似乎有些可笑。然而，从迪庆藏族自治州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来看，在当今中国，也惟有它才配以“香格里拉”相称。至于将詹姆斯·希尔顿的长篇小说 《失去的地平线》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历史、现实和自然状况相比较、分析，而作出的种种结论，显然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让人们确信香格里拉就在迪庆。让一片真实的土地与一个英国作家在一部小说中对香格里拉的描写完全相符，百分之百、点滴不差地一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真能那样，如果一切都确凿无疑，人类世界怎么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迟迟也找不到那个香格里拉呢?

　　是的，迪庆藏区至今也还与小说中的香格里拉有些距离。如果我们没有忘记 “香格里拉”只是詹姆斯·希尔顿在一部长篇小说中的虚构的话，就不会苛求迪庆一定与小说中的香格里拉毫厘不差。小说中的香格里拉是一种理想状态，而理想的实现，是需要人们的极大付出的。事实上，迪庆香格里拉最初尽管是从开发该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这一角度开始运作的，但迪庆藏区的人们要把他们的家乡建设成名副其实的香格里拉的意愿，却是坚决的，令人感动的。因为，旅游资源的开发，既是一个文化工程，也是一个有关现代旅游的系列实施的建设工程，目的在于让梦幻般的香格里拉从虚拟走向现实，成为迪庆高原上一道实实在在的风景。几年来，迪庆藏区在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对自己的家乡进行了大规模的规划与建设。为此，需要投人巨大的人力、财力与物力。财力与物力，可以从本地挖掘，而作为正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大省的云南的一个新开发的旅游热区，迪庆香格里拉当然也可向云南省有关部门申请专项资金，以启动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但此项工程所需要的众多的现代旅
游人才，则难以从本地找到。这时，迪庆州和中甸县的领导同志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迪庆香格里拉的始作桶者孙炯。

　　就在论证与研究迪庆香格里拉开发的过程中，经过一段接触，迪庆州和中甸县的主要领导同志深感孙炯人才难得。作为一个毕业多年的大学生，孙炯已在旅游部门工作多年，对旅游开发工作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作为迪庆香格里拉旅游资源开发的一员主将，中甸县委书记齐扎拉以他敏锐的眼光与实干的魄力，在看到了开发香格里拉旅游可能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价值的同时，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为发展作为迪庆香格里拉腹地的中甸的旅游事业，中甸县委多次向云南省委组织部、云南省旅游局、云南旅游集团公司提出要求，邀请年轻的孙炯到中甸工作。几经努力，终于得到了上述单位的支持。1997年8月，孙炯放弃了出国工作的优厚条件，欣然到中甸挂职，任中甸县副县长，中甸县旅游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前期并担任过中甸县旅游局局长。但不管做什么具体工作，孙炯都非常明白，要让 “香格里拉”的幻梦从缀纱的云头落下，变成云南藏区的现实景观，需要的正是强有力的支持和以理解、实力为后盾的实际运作。年轻的孙炯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从齐扎拉的目光中读出了他的雄心与决心。在不长的时间里，孙炯在中甸县委和齐扎拉的支持下，不仅为迪庆和中甸的旅游资源开发作了许多联络工作，聘请他在昆明的朋友、师长一起从事香格里拉的文化论证，也开始以一个旅游专业人士的眼光，为中甸的旅游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从旅游基础设施的规划、管理，到中甸旅游手册的编制、景点门票的设计与制作，从对各景点马队的整顿，到导游人员的培训。

　　1998年10月，在事隔那个新闻发布会一年之后，当我头一次走进孙炯在中甸的办公室时，眼前豁然一亮:正中墙上，是一幅鲜艳的唐卡，古色古香，侧面的墙龛里，摆放着藏传佛教的经书册页和金光闪闪的净水碗。一股浓郁的藏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我夸说，你的办公室真漂亮!孙炯风趣地说，这就对了———中何是香格里拉的腹地，在中甸县搞旅游工作，当然不能只是整天忙于事务!他应该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他要懂得藏传佛教，懂得什么是藏文化，什么是美，不然，人家来香格里拉干什么?

　　我想，对了，他的办公室是招牌、门面，也是广告，不弄好怎么行?几天后，在一次陪同云南省有关部门组织的旅游项目专家考察组时，孙炯对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脉络、当前状况侃侃而谈，让在座的专家大为诧异。事后我问他，你不是藏族，怎么懂得那么多?他悄悄告诉我说，搞旅游，就是搞文化。一年来，我就下苦功学。为熟悉有些资料，我就背，不仅要会背，还要背得流利，化做自己的语言。他说，中甸干部热情、豪爽，我与他们相处很愉快，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想，孙炯不过是无数在迪庆藏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之一。两年多来，迪庆藏区的藏族干部和各民族干部一起，为把迪庆建设成为真正的香格里拉，耗费了心血，流了许多汗水。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为实现一个梦幻而工作，但是，他们的目标却决不是梦幻!

　　且不说众多曾经到过迪庆香格里拉的人们的兴奋雀跃之情，就让我们来看看两年之后，我在互联网上偶然看到了一份署名“爱薇”的贴子:《云南中甸重新发现香格里拉》。对这样谁都可以往互联网上 “粘贴”的所谓 “贴子”，开头我显然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如今，只要你有一台电脑而且具有一定档次的“硬件”条件，谁都能在互联网上胡说八道。

　　正如台湾作家李敖所说，“谁都可以通过电脑写贴子，发表文章，如同谁都可以在厕所的门板上写字一样”。然而，即便如此，李敖先生最后还是禁不住互联网的诱惑，创办了一份 《李敖电子报》。如今，我对互联网上所有有关香格里拉的“贴子”，最后都忍不住想要看看。

　　那份署名为“爱薇”的贴子写道:许多探险家曾经走遍了印度、尼泊尔、西藏、卡拉昆仑山考察，研究，想证实哪一处才是六十多年前，英国作家詹姆士·希尔顿(James HiLton)在 《消失的地平线》  (The lost Horizon)笔下所描绘的‘香格里拉’?一直到去年，在英 国旅游协会属下一个研究小组的审核及对证下， 终于确立了云南的中甸，与书中的描述最为吻合。(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于是 “香格里拉”的神秘面纱，就这样被揭开来了。

　　在那个网页上，“爱微”不仅为自己的文字配上了多幅照片，还对迪庆香格里拉的几个景点、人文遗存如茶马古道、古道上的商贸重镇建塘，高原明珠纳帕海、碧塔海，“仙人遗田”白水台，作了简短、精道却十分个性化的描写。最终他写道:  
  在中甸，值得游玩的景观名胜不少，例如藏传佛教寺院、噶丹松赞林寺、大宝寺、长江第一 湾、下给温泉等。过去由于大江峻岭的阻隔，居民与外界较少打交道，使它充满着神秘感。如今，它的面纱已经轻轻的被揭开了，林野里的山杜鹃花、草原上的牧歌、江河里流淌着洁净而不曾污染过的雪水，这一切，不断吸引人们前来，一窥这片原野气息浓郁的“世外桃源”。我无从弄清这位 “爱薇”到底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来自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也不知道格桑顿珠、孙炯，以及无数曾经并且在继续为寻找、确认和建设迪庆香格里拉付出过智慧与汗水的人们，是否看到过这个纯属个人的网页?

　　作为当年曾经参与过那项工作的一员，当我看到这个网页时，感到的是一种惊喜，一种安慰。我知道，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那是真工来自民间的心声，你可以说那是“爱薇”个人所为，但你必应看到“爱薇”是成千上万香格里拉迷的代表或者化身。事实上，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这样的贴子。作为对迪庆香格里拉的一种认同，作为对热爱迪庆香格里拉的人们的馈赠，“爱薇”们的评价是公正的。“爱薇”的这段文字简捷，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份量却很重很重，表达的是每一个寻访香格里拉的外来者的真实心情和感受，弥足珍贵。而这，正是对所有参予过迪庆香格里拉寻访与论证的专家、学者的深深的告慰。可惜我无法得知“爱薇”的电子邮箱，要不我可以给他发一个E-mail，与他谈谈读过他的贴子后的感受。与此同时，我至今也没把这个网页上的文字告诉孙炯，告诉所有那些我所熟悉的同事和朋友——— 我们在寻访香格里拉的过程中，结下的是一种深深的情谊，维系这种情谊的，正是那个神秘而又美丽的香格里拉。我想，就让它留下来吧，等到某一天，当他们得知这个普普通通的“爱薇”写下的这段文字时，定然会有一份意外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