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声音引出的现实话题:迪庆香格里拉的确认意义何在探索异国，人类恒久的历史冲动心灵轨迹:中国从被异国关注到关注异国，到再次被异国关注 德国女作家伊色·朗格纳的小说《紫禁城》与詹姆斯·希尔顿的《失去的地平线》——云南，特殊的历史、文化地位。发现云南，中国文化地理学的一次伟大实践最好的在后头:建设中的迪庆香格里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正在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滇西北“大河流域”的宏大工程迪庆香格里拉的发现与确认，在引起了一番广泛的惊喜与震撼之后，也曾引起一些责难与非议。那些责难与非议，无非是说对于中国云南的一个藏区，用不着套用某个英国作家的一部小说，去寻访什么“香格里拉”。他们断言，“香格里拉”无非一些深受殖民主义影响的西方探险者的臆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带有西方殖民主义者至今也没有完全放弃的殖民意识。有人甚至说，云南迪庆藏区与解放前的西藏一样，实行的一直是惨无人道的农奴制度。

　　如果那样一个地方是所谓的“香格里拉”，又怎么解释当地各民族群众那时的悲惨生活呢?

　　这就再一次牵涉到寻访香格里拉的意义问题。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与确认，究竟意义何在?

　　对那样的责难，我当然感到了巨大的惊讶，惊讶于说这些话的人们，大约忘记了即便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依据他们的逻辑，当我们自豪于中国五千年古代文明的光辉灿谰时，似乎就有为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开脱罪责的嫌疑。这些先生们忘记了，历史也好，文化也罢，从根本上说来，是人民创造的。将历史上的一切都归结于旧时的统治者，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反倒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香格里拉作为人类的一种梦想，毕竟只是一种梦想。把这样的梦想与数千年中封建王朝对中国的统治牵强地联结在一起，就像把中国古文化中的“桃花源”与封建社会中人民的民不聊生、水深火热联结在一起一样，是荒谬的，令人惊异的。

　　在人类历史上，“探索异国”一直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一种历史冲动，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是一种带有诗意的冲动。

　　至于西方对于东方、对于异国的探索，是不是全都出于一种侵略、殖民的意识，就更需加以具体的分析了。

　　西方，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对异国的探索中，当然无法抹煞他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进行欺侮、侵略、奴役和掠夺的丑恶历史，但除此之外，东、西方在历史的交往中也还存在着另一面，那就是:由于各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国家内部的种种经济的、文化的与政治的原因，发展程度存在着事实上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惊异的差异。不同的国家面对这种差异，显然就有一个相互模仿、借鉴、学习的问题，而在此之前，同样也有一个对异国进行探索的问题。

　　那种探索的对象，不仅有中国，也有外国。中国，就曾对西方进行过一次又一次探索。随着历史的变迁，随着一个国家自身的发展状况的变化，中国也曾历经被异国探索、探索异国和当今再次被异国探索等多种阶段。

　　历史上的中国，当她在汉、唐时期作为一个强大、富有的中央帝国屹立于世时，曾经让许多暂时还处于茹毛饮血阶段的西方国家望尘莫及。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派遣官员、学者和留学生，前往中国考察、学习。也就是说，在那样的年代，中国早就成了东、西方国家对异国进行探索的一个主要对象。

　　到了近代，中国由于内外种种原因而逐渐落后于世界强国，近代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于是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他们兴洋务，出国留洋，开始大规模地向西方借鉴，以便让中国走上独立、自强与富裕之路。早在明代;现代西方思想乃至生活习惯的东渐，就引发了中国知识者的思考与震惊。从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到 “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近代几百年、特别是近一、二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到了现在，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西学，甚至己经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传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这个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也在中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许多先进分子因此而人头落地，血溅中华。但历史也就那样走过来了，如今，从大学建制到日常用语，从声光电化文史经哲到自由恋爱一夫一妻，我们不难从中看到西方影响的大量存在。猛然看去，似乎这样的景象只在中国才有，其实不然。探索异国，并不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处于滞后状态的中国才有的独特现象，甚至从根本上说，也并不完全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仅只为变革图强而采取的具体作法，那种探索的冲动，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与更为深刻、复杂的动机。或许，人类生来就对自己暂时还不了解的、与自身相比存在着差异的事物具有某种探秘心理。甚至可以说，人类正是在这样一种冲动中，才能逐渐实现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何曾不是这样?

　　说到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相互探索，顾彬先生在其《关于 ‘异’的研究》一书中曾经指出:“在同一个时间，正当中国准备借鉴西方，寻求维新之路时，西方却早已认为它在亚洲发现了自己变革的泉源，这真可谓奇妙的巧合。”

　　也就是说，东方与西方，相互都存在着对对方的某种需要，都需要对对方的“异”即不同于自身的东西加以了解，加以探索，甚至加以仿照与学习。

　　事实上，在这里，“异”，可以用来表示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与 “异”相对的乃是自己。中国关注西方，当然有着非常明确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原因，一句话;那是他们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非常伟大的国家，到了近代，已经成了西方蚕食的对象这一令人惊异的事实，为此他们感到震惊，极力找到一条民族振兴的康庄大道。在我们看来，这当然是非常正常，也非常必要的。

　　那么，西方呢?西方关注中国这样一个 “异国”的动机，也是正常的、必要的吗?对此，我们也能理解吗?

　　情况却有些复杂。

　　西方的关注异国，相对于中国的关注异国，却多少有些不同。归结起来，原因大约不外乎两条，其一，是西方人想寻找一种与自己社会不同的异域，因为从十五世纪开始，西方哲学家便渐渐对欧洲表现出不满，甚至产生了厌倦。而异域，是他们的乌托邦或精神避难所;其二，西方人一直在寻找一种原始社会。他们想通过对原始社会的描绘，来批评自己的社会。

　　而历史上的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就一定程度来说正是这样一个 “原始社会”。而综述以上两个方面，都与人们对西方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整体估价有关，前者偏重于自身精神上与美丽异国的差异性，后者更多地侧重于现代进程中所失去的美好往昔。二者实际上构成了“异”的双重特性，即，它既是空间上的他者，同时也是时间上的他者。因而，异，或说异国，是作为一个参照、一种对比而存在的，中国是西方的“异”，西方同时也是中国的“异”。

　　但异域的图像却未必是客观的、真实的，有时，它竟然只是一种幻象，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之物。

　　从根本上说，西方人对异域的追求，与近代之后中国的知识者对西方的探索一样，也根源于传统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他们之所以要探索异国，正是由于他们的自我确认发生了危机。必须把某个异地当作“灵魂能完全得到满足的地方”。正如顾彬所说，“西方人一直在寻找真理和上帝。从尼采开始，他们便不断怀疑上帝的存在，但他们无法从对上帝的寻找中抽身出来。他们必须继续寻找下去。于是，他们便用对 ‘异’的寻找来代替对上帝的寻找。探求 ‘异’应被理解为追求上帝的世俗化样式。”

　　一个惊人的例子是，差不多与詹姆斯·希尔顿出版《失去的地平线》的1933年同时，曾经到过中国的德国女作家伊色·朗格纳的小说 《紫禁城》，表达的正是我们上述那样的主题。书中的女主人公格罗娅不远千里从柏林来访北京她的叔祖父尼古拉斯·拉拖法，并结识了在中国出生的德国男人罗伊。当罗伊问她来中国的动机时，格罗姬的回答是令人吃惊的:“我想寻找上帝”;当格罗姬向一位中国老人打听她到哪里可以找到上帝时，那位中国老人回答说:“你所喜爱的就是上帝……心即是佛，佛即是心”。格罗娅对此是不是信服是一回事，但作品本身所要表达的，正是这一观点。格罗娅的祖父在写给他的弟弟尼古拉斯·拉拖法的信中曾经说道:“受伤的欧洲把那珠母般的希望转移到了东方”，“格罗娅未找到上帝之前，上帝即已体现在她身上……我们最后的避难所就是认识自我。”也许正是在中国这个 “他者”身上格格娅和她发现了一个臆想中的没有上帝的自我，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上帝——— 既然宗教的上帝已经死亡，既然无法设想自我之上的“天国”真正降临，那么，最后的天堂只有在人世之中寻找了，如果它不在自己所处的国度，是否是在那遥远的、即使是虚构的“异国”呢?比如，在格罗姬笔下，那可能是那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中国，而在詹姆斯·希尔顿笔下，则是那个深藏于雪山之中的香格里拉了。

　　实际上，不管在格罗姬笔下还是在詹姆斯·希尔顿笔下，或是在更为深层的理论探讨中，异国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更是一个思想史的概念。也就是说，他们要表达的，其实是这样一种想法:在其他民族中具有我的民族所不具有的东西，在精神的“异国”有着 “自我”所不具备的内在特质。没有异国的存在，人们也就无法认识自我。更明白地说，认识异国是为了认识自己的民族，也是为了认识单独的自我。因而，前现代的、与西方形成强烈反差的中国历史与中国“自我”，就成了西方人士关注的焦点。

　　启蒙时代，西方人就己经具有亚洲代表人类童年时代的观点，赫尔德就曾持有这样的看法。歌德则通过 “中国花园”表达了卢梭 “回归自然”的理想，中国花园对他们来说正好代表着一种自然的态度。随后，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是由东方发展到西方，亚洲代表过去，西方人可以通过对亚洲的研究把历史唤回自己的记忆之中。在他们看来，亚洲甚至还保存着欧洲所失去的一切。所以，西方人把视线移向东方，是想通过东方这个 “异域”，去克服他们自身的异化，从而回到“本真”的状态，回到一种美好的原始状态，一种原始的天堂。而中国一直被看成是人类的童年时代。“德国十九世纪末的思想家和作家都认为亚洲还生活在一种神圣状态之中。亚洲与十八世纪的欧洲不同，他们没有把自己放在中心地位的自我……”为了恢复他们的本体，欧洲思想家和作家纷纷到亚洲来，在他们看来，整个东方都散发着宗教的气息。詹姆斯·希尔顿，不过是那些人中的一个。

　　诚然，脱胎于多少个世纪以来西方对西藏之梦想的詹姆斯·希尔顿的那个 “香格里拉”之梦，最终也没能斩断它的“母体”留给它的那条长长的脐带，它与历史上所有西方的传教士和探险家的实际经历和著作一样，表述的都是书中主人公作为地地道道的西方人对藏区的一次“发现”。

　　当云南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云南藏区寻访香格里拉时，这种寻访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受到了一些非难。近代饱受过殖民者入侵之苦的中国人，读到这样的故事时，不仅在理智上，似乎在心理上就有一种难言的隐痛。我们总是把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对西藏和所有藏区的地理 “发现”，视作是西方殖民者意欲对东方人侵的先导。正如地理学家徐尔灏在其1945年出版的《青康藏新西人考察史略》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以胸中块垒面对以往那一拨拨不请自来的闯入西藏者，不免感情复杂，以致长时间里对于真伪是非不加分辨，倾向于一概排斥的态度也在情理之中。………但其结果，因我国对于边地之忽视，任听外人迸人我境窃给山川险要，私记边备宝藏，结果遂起野心者之窥舰。探险家之足迹，常成侵略势力之向导”。

　　西藏作家马丽华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如果一定要坚持这样的认识，许多问题当然不必再讨论了;因为事情一旦牵涉到 “国格”，讨论势必无法进行。但是，任何事情，在其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都还有一定的区别。何况，中国毕竟已经不是处在任人宰割的苦难年代，近代历史留给我们的，除了这种看似爱国的简单结论之外，似乎应该还有些别的更为深刻的东西，比如国人对自身的反思。比如，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去进行那样的“地理大发现”?何况，当我们对某些西方的所谓发现采取审视的态度，剔除其中的糟粕而为我所用时，我们已经对那些结论作了足够的扬弃。一部中国人民的近代革命史，事实上就是接受西方某些合理的理论，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的。如果只要因为是西方的便一概加以排斥，便会让我们永远陷于孤立状态。“重新审视一部西藏探险史，不能不为之心动。且不说那许多须眉眼色非我族类的个人勇气和献身精神堪足称道，是天生富有冒险和浪漫精神的西方性格使然，是源自各种雄心、野心和人类不可渭不珍贵的好奇心种种使然;一路检索过去，我们尤其看到，同为探险家的足迹，在某一时期固然 ‘常成侵略势力之向导’，但在开放昌达的时代，也盛开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花。………更何况在钩沉索隐的同时，一个还需反躬的历史提问是:我们为何总是被人发现’?”

　　我突然想起了云南。

　　云南，作为秘境的云南，正是一片有待人们去发现的神奇的土地。

　　在我看来，中国——具体地说是云南——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对 “香格里拉”的寻访，正是一种力图“发现”自己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当世界各地都在寻访所谓 “香格里拉”之时，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加入这个寻访的行列，而一定要让外人牵强附会地宣布这里或者那里就是香格里拉?按照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中有关 “香格里拉”的描写，明明 “香格里拉”就在中国，就在中国的藏区，就在云南，为什么中国人尤其是云南人就不可以自己去 “发现”真正的香格里拉?

　　在某种意义上，西方从19世纪开始的 “发现西藏”，与中国从50年代业已开始，却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气候的“发现云南”，尽管从字面上看来极其相似，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冒险家们对一块中国的神奇土地的梦想，后者却是中国人自己对生养了25个少数民族的云南这片丰饶土地的重新认定。二者不仅在参与者的感情上背道而驰，在心态、方法和结果上也大相径庭。

　　20世纪50年代，当云南借助于某些走红一时的影片与文学作品，将她奇异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展示于内地时，她还仅仅只是一个被观赏的对象。人们投向她的目光，大多还是猎奇性的，全然出于对他们尚不熟知的某个异域的好奇。当人们一边欣赏着云南外在的神奇与美丽时，还必须忍受她内里的封闭、贫穷与落后。而在更多人的心目中，美丽的云南依然是一块茹毛饮血的蛮荒之地。就像一枚外观漂亮的野果，看似诱人，让人心向往之，一旦你真去品尝时，才发觉其回味充满了长久的苦涩。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的长足进步，随着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尤其是民族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经过长期的积累之后奉献出的丰硕成果逐渐被人知晓，对云南这片土地的“发现”才进大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才真正成为可能。这时的“发现云南”，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赞许，而是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对她的富足和多样性发出的由衷的惊叹。从那时起，“发现云南”也从早期那种对其自然风光的开掘，对其丰富物产的利用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扩展到了历史、文化、考古、文学与艺术的层面，从而使 “发现云南”上升到了从中吸取某种人文精神以滋养人类灵魂的高度。人们发现，在中国甚至整个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人们原本具有而后又一一失落的精神产品和精神气质，或多或少都还保存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其中一部分甚至可以说至今还保存得完好无损。由此，人们的惊喜是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

　　云南对 “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初始的动机或是要为曾经被宣布为贫穷落后的云南藏区找到一条富裕之路，但它不迟不早地发生在中国人业已从几十年来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年代走了出来，把目光投向整个世纪之际，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功利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寻访香格里拉，正是国人在文化地理学上的一次伟大的实践与历史性突破。这一点，无论是开发迪庆香格里拉的始作桶者孙炯，还是后来直接参与到这一工程中来的云南省政府的官员，甚至一批又一批来自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或许都没有真工自觉地意识到。但两年多后的今天，当我们从最初的考察与论证中回过头来时，我才惊讶地发现，迪庆香格里拉的考察、论证与确认，在它的直接成果之外，还有许多间接的、更为令人惊叹的成果。这些成果，有的己经显现出来，有的还需要时间之河的进一步 “显影”，有待于人们在今后的实践中对其逐渐加以认识与体味。比如，按照当今的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完全可以断言，迪庆香格里拉的考察、论证与确认，正是中国在文化地理学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巨大而又喜人的成果。

　　作为一间古老的知识体系，地理学对我们并不陌生。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从自己诞生的那一日起，就开始与大地打交道，而对世界即大地的认知和希望，就成了古代地理学的坚实支点。一些学者指出，在中国，地理学这门科学经历了古代地理学到外国地理学到弱国地理学、救国地理学、人生地理学、科学地理学直至文化地理学的漫长阶段。而此前，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一直围绕着一个又一个 “天朝”的建立、繁荣与兴衰，形成了一整套博大的“天朝”地理思想体系，旨在树立以郡县制度为代表的王朝国体，颂扬充满帝王之气的万里江山。在社会生活中，文人君子有满腹宣泄不尽的山水画意，闾里内外还有一套套确认 “风水宝地”的神秘功夫。祖先留下的所谓 “地图”，基本上都是一些示意图，难于起到科学的征用。有点名气也有点成就的古代地理学家，除了徐霞客，我们几乎数不出第二个。如此古老、粗糙而又功利的地理知识，在西方近代地理学理论进入中国之后，立即显出了它的脆弱和不堪一击。我们的祖先谈论自己的土地谈论了几千年，但在近代地理学家看来，都没有谈到点子上，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中国地理的权威理论，还需要由西方的地理理论来重新认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在西方地理学的理论面前，中国人感到的不仅是知识上的自卑，更深切的还是国土上的自卑。外国地理学家断言，中国不可能利用本国资源发展为一个伟大的工业社会;中国自己的地理学家也说，“吾国之地域大，然可用之地实不大，吾国之物产虽博，然为供给过剩人口之消用，则殊高不敷”;“中国气候之弱点及旱灾、水灾及其他灾害……具有伟大之摧毁力，且有引起贫穷之永久性的可能”。一些学者甚至感慨系之:“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上所发生的影响，不言而知，是如何的巨大”。由此产生的“人生地理学”几乎与环境决定论等同。诚如学者们指出的，“当年对国土在经济形势上的否定，我们至今不大怨恨，而直言的经济上的否定背后未曾直言的文化上的漠视，则动摇了我们对家园自信的最后基石”。“整个二十世纪，人们目睹了一次又一次对祖国大地文化属性的蔑视、否定、破坏、铲除 (这种铲除今天在不少地方仍在继续)。中国的土地成为表达落后、愚昧、停滞、无出路的代词:‘土’。失落了的文化地理学，甚至导致革命导师在承认中国历史伟大、人民伟大的同时，却视大地为 ‘一张白纸’”。而 “文化否定的结果必然是对人性的否定，大地文化属性的丧失在前，中国人文精神的摧残在后”。国人由此失去的不仅是对国土的信心，更是对祖宗留下的文化的信心，也就是民族的信心。

　　由此，云南在20世纪90年代最后几年进行的对“香格里拉”的大规模寻访，就具有了一种自身之外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对迪庆香格里拉的发现，正是一种文化的发现。

　　此前，云南业已进行过对西双版纳、大理、丽江等等民族地区的文化探访，并在这种探访的基础上，向世人推出了傣族文化、白族文化和丽江纳西族东巴文化，以及以这些文化为特征的探访旅游，从而大大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人们对这些民族地区出于好奇而进行的观光活动，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省内外、国内外对傣族文化、白族文化和纳西族文化的深人研究。当今的西双版纳、大理和丽江，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以致成了世人皆知的美丽地方。

　　而按照传统的地理学理论判定，上述地区都属于经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但是，在对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与确认之前，西双版纳早已从那道封闭的厚墙中探出身来，成为闪烁中国西南部的一颗绿宝石。大理的苍山洱海早已是一个风光秀丽、历史文化悠久并名闻遐迩的民族聚居区。丽江则因其奇异的东巴文化以及加世纪上半叶一些外国学者在那里的探险活动而蜚声海外。事实证明，不管是西双版纳、大理还是丽江，除了自然环境的独特之外，它们能在长时期里吸引世界各地的旅游观光者，在更大的程度上，靠的还是它们独特的地域文化。

　　云南独特的、多元共存的地理与文化形态优势，为云南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而对某一地地域文化的发掘，依赖的正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与文化工作者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文革”之前，云南已经开展过对地域文化的普遍调查，并形成了不少成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云南对地域文化的研究，则进一步攀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不容忽视的，正是随着云南的对外开放，世界各地的文化学者开始涌入云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考察，而国内尤其是云南的学者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视野，也因而突破了关起门来搞研究的旧时局限，借助于国外的某些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在民族文化学、民族人类学、民族经济学以及宗教、历史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出现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定论。这为云南在80年代以后提出建立文化大省的宏伟目标，奠定了极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中，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作家的创作作品，也都成了对那种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与认定，其成果不仅是对一个梦幻家园的确认，由此激起的文化寻访的波浪，并没有因此而止息，而是以更为奔腾之势，波及到了其他地区，从而在事实上促进了各地区对自身文化开发的重视。据报载，在迪庆进行香格里拉的考察、论证与确认之后，云南其他一些地区，比如临沧、怒江、保山甚至昆明等地，都开始了那种历史寻访。历史是不可能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纯之又纯的。出现在昆明的前法国驻昆明总领事方苏雅拍摄于世纪之初的一批老照片，由民间人士尹晓俊、罗庆自筹历经千难万险，从法国寻访回来，经整理、放大后在昆明、北京、成都等地展出，引起了巨大轰动。而方苏雅作为世纪之初驻昆明总领事，毫无疑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官员。方苏雅对中国人民特别是云南人民欠下的历史旧账是一回事，他留下的那些老照片作为艺术品，对当代中国人认识自己的历史所起的作用，是另一回事。我们既不能因为方苏雅曾经作做法国驻昆明总领事而一笔抹煞他的罪责，当然也不能因为那些历史老照片是他亲手拍摄而拒绝利用它们来认识云南的历史。方苏雅的历史老照片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重新在中国展出，其客观效果并不如一些人担忧的那样，会因此而让中国人觉得耻辱，恰恰相反，它激起的是当代中国民众更加珍惜我们的现在，加倍奋发地建设我们的国家。

　　应该指出的是，云南在自我探索中借助于历史上一些国外探险者、专家、学者早期对这些地区的研究成果，无非是借助于一些外国人的眼光，借助于他们眼中的“异国”，来多侧面地、立体地判定云南这片土地的价值。比如，丽江借助了美国学者洛克、俄国人顾彼得、台湾学者李霖灿，昆明借助了法国人方苏雅，大理甚至还借助了香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天龙八部》等等。至于中国古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则早已成为研究云南的重要依据，如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随着对云南的研究的深入，或许还将借助更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历史早已进人了一个新的千年，中国与世界早已联成一体。如果将这些探索中对中外著名人物的研究成果的借助一概斥之为崇洋、崇古，显然是荒谬的。它显示的，是一些人的思想至今还不开放，而这正是云南要走向世界的艰难之处所在。试问，云南不看天下，天下何以看云南?

　　事实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要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对涉及外国人评价过的地区，对老外们在他们书中的记叙描绘，都有一种杯弓蛇影的莫名恐惧，避之犹恐不及，惶论利用那些历史文献对自己的家园作文化上的重新认定呢?
事情还不止于此。

　　在对香格里拉的寻访中，人们惊讶地发现，即便是在某个经济上较为落后的地区，传统文化的遗存依然非常丰富;当人们以一种崭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他们脚下那片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时，原来的雪山、江河、湖泊、森林、牧场，甚至一片普普通通的山坡，一股寻寻常常的泉眼，都既有了不同于往日的景观，也包含了远远超出他们想像的深刻含义。由此，不仅让他们在那样的寻访中有了地理空间上的大量新发现，更让他们对自身创造的文化有了崭新的认识。而从文化角度对一个地域的重新发现和认识，正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法国人文地理学 “年鉴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费弗尔在 《大地与人类进化》一书中指出:“地理环境无疑构成了人类活动框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人本身也参与形成这一环境。”这就是说，地理环境或空间不应该只是一种自然的、与人无关的大背景或大舞台，人类在对某片地理环境做出最初的叙述后，便从此烟消云散，事实上，它像空气一样渗透或弥漫在历史、文化和社会之中，与人们每日每时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由此，生活在某一相对说来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的人们，除了正确认识该地地理环境的某些优势和先天不足，从而采取相应的经济发展思路之外，还应看到，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那里由当地的人们创造的文化的潜在的巨大价值。正是在这一点上，90年代以来云南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为开发旅游资源而进行的种种考察与论证，其最终结果就不仅仅为他们找到了发展现代旅游事业的丰富资源，还让他们对自身的文化价值有了一个崭新的定位，从而在极大程度上增强了发展的信心。

　　一个人，一个民族，其自信来自哪里?正是来自他对自身潜力的判断。“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与认定，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显示出了它极为深远的影响。眼下，地处中国西南一隅的云南之所以提出要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经济上的不发达或欠发达，决不意味着该地区在文化上一定不具有那些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地区无可比拟的优势。充分利用这种文化优势，同样能找到并选定一条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之路，这就是结论。

　　由此，对于迪庆香格里拉的寻访、论证与确认，其意义之深远，不管现在或是将来，我们都不能低估。

　　然而，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对此忧心忡忡，心存疑虑，他们问道，反复宣传所谓的香格里拉，究竟意义何在?甚至有人质问道，宣传香格里拉究竟居心何在?在我看来，宣传香格里拉就是宣传美好，不管历史上的香格里拉包含了多少西方人士某些难以言明的企图，也不管香格里拉曾经有着多么浓重的宗教成份，如今，人们借助香格里拉所要实现的对未来的美好梦想，才是这个字眼的最基本的含义。

　　事实上，迪庆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其传统文化经过上千年的积淀与筛选，早已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品位的文化，真正姗姗来迟的，只有由西方传教士和冒险家们带进来的天主教文化。在小说 《失去的地平线》描绘的那个年代，天主教文化不但没有能与香格里拉的本土文化友好共存，还不断地发生冲突，有时甚至酿成流血事件。迪庆很早就开始有了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事实上，外国传教士的宗教活动，从一开始就与当地固有的宗教如藏

　　传佛教等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 《失去的地平线》中写到的多种宗教的和睦相处，正是在这样一种严峻的情势下，为争取天主教在那一地区的更大发展和传教士在当地的更大特权，而苫心设计出来的一种 “理想”境界。或许詹姆斯·希尔顿本人不一定就有这种意图，但 《失去的地平线》对 “香格里拉”的诗意描绘，客观上当然也就带有那种功能，它无疑会鼓动西方人对这片土地的倾慕，甚至鼓动他们把那种倾慕变成现实。处在20世纪末的今天，当我们大张旗鼓地寻找香格里拉时，谈到这一点或许让人多少有点扫兴，但否认这一点，恐怕仍有失偏颇。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香格里拉，已经成了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一笔精神财富。它之能够成为一笔精神财富，显然是在剔除了詹姆斯·希尔顿那部小说的某些历史局限之后。在这里，香格里拉已完全摆脱了世纪之初附加给它的或多或少都存在的殖民意味。世界各地的人们对香格里拉长达大半个世纪的苦苦寻求，早已超越了它的原创者，成了全人类对和平、宁静和诗意的寻求。

　　历史的演变，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何况，如今的迪庆香格里拉，已经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宗教中的和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负责任的扬弃，香格里拉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对未来的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共同走向21世纪的象征。事实胜于雄辩。如今，在迪庆香格里拉，不管哪个民族，不管男女老幼，提到香格里拉，每个大都充满了对自己家乡的自豪。而每个到过迪庆香格里拉的外地人，都会对当今迪庆香格里拉的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经济繁荣以及美丽的自然风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发出由衷的赞叹。他们感到的，决不是什么 “殖民意识”，决不是什么 “拉大旗作虎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正值得反思和认真对待的，反倒是那些气势汹汹的质问本身将90年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的各民族人民对香格里拉的历史性寻访，简单地归结是为什么什么人张目，是为西方殖民主义鸣锣开道，实在有些霸道。试问，难道向往美好不比向往邪恶更好吗?

　　事实正是如此。

　　多年之前，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的一位官员从卫星地图上发现了“三江并流”后，兴冲冲地说，像这样世界独有的自然奇观实在太令人振奋了!它应该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名录。

　　几千万年前欧亚大陆板块的剧烈冲撞形成了横断山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大江从幽险的峡谷中奔泻而出、并肩而下，相随相伴、咆哮奔腾400公里，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三江并流。三江并流区位于怒江、迪庆、丽江三地州境内，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

　　迪庆藏族自治州，就位于三江并流区域之内，而且是三江并流地区的腹地。在人口仅30万的迪庆境内，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100多座。三江并流地区海拔从700米到6500米的垂直空间里聚集了北半球几乎所有的景观类型，浓缩了极为错综复杂的气候特征，蕴藏着大量的珍稀动植物。三江并流区域已与滇东南、川东鄂西并列为我国三大生物多样性中心。占全国面积不足0.5%的三江流域，拥有的高等植物至少5000种以上，占全国的16.7%以上。

　　1995年迪庆州游客不过7.8万人次，而1998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66万人次，到了1999年的1~4月，这个数字已达到40万，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1998年，滇西北的独特景观地位被重新审视，云南省政府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于4月共同举办了“滇西北地区保护与发展规划 (含国家级公园)国际研讨会”。6月24日，双方签订了《关于滇西北大河流域国家公园项目建设的合作备忘录》。

　　1998年，该地区被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家级名胜区。

　　1998年7月，一项由北京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联合申请的“省校合作”课题 ——— “三江流域优势资源与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调查研究”正式立项，该课题的成果将为三江并流区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1999年2月5日，一份名为《滇西北大河流域国家公园体系规划议订书》正式签订。同年2月8日，云南省政府下发了《关于编制滇西北地区保护和发展规划》的文件。

　　1999年5月，云南三江并流地区科学考察队深人到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行考察，从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等方面为三江并流区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提供第一手资料。1999年，云南省三江并流区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工作正式启动。经过考察，认为该地区地质、水文、生态、景观学的综合资源评价和独特的地貌特征，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科研和观赏价值，属于世界的自然景观。

　　可见，在人类即将进大一个新世纪时，对于秘境云南的发现，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如果在云南进行的对“香格里拉”的寻访，不过是这种“发现”的一个序幕的话，那么，更多的也更深入的对云南所具有的丰富的自然与文化的发现，必将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迪庆香格里拉，那片灵息吹拂的土地，神秘充盈着它的每座雪山，每片草甸，每条江河，每个高山湖泊。当你自以为释去了一些悬念之时，却又面对着更大的悬念。对“香格里拉”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到底领悟了多少呢?哦，那就有限了。面对迪庆“香格里拉”，我想到过和谐、宁静，想到过淳朴、安谧，想到过自由、潇洒，也想到过生命的奥秘、人生的仓惶。即使我想得再多，恐也难于包容偌大一个 “香格里拉”。而对这个世界来说，这一切既是那样匮乏，又是那样地各执一辞。我相信，一旦人都读懂了“香格里拉”，这世界就会更加美好了。

　　迪庆人如今爱说：八瓣莲花，香格里拉。问为何意?答曰，“莲花”即幸福吉祥，“八”惟言其多。如此说来，迪庆 “香格里拉”，乃一须我们倾其一生，才能用眼睛去领略她的美丽神奇，用性灵去品读她的玄秘斑斓，用生命去体味她的博大精深的神奇之地了。一两次短暂的寻访和探察，何能穷尽它的奥秘?悬念或许将是永恒的，因为它就是自然、历史、生命与人生。